努尔哈赤为何能做到唐太宗都做不到的事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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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为何能做到唐太宗都做不到的事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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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text-align: center”>努尔哈赤与唐太宗
资料图本文摘自《中国的世界秩序》 费正清编著 本文作者:戴维·M.法夸尔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族人常常发现,用任何直接方式统治蒙古人都是极其困难的。在清王朝之前,没有一个民族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例外的话,突厥和契丹等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之前也许做到过,那时蒙古人数量极少,无足轻重。满族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清王朝对蒙古人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即为明证:起初蒙古人问题是一个外部问题,但到1911年,蒙古人问题已成为内部问题,虽然是一个特殊问题。要解释这种成功,我们有必要考察满族国家的创始人努尔哈赤(1559—1626年)和阿巴亥时代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清王朝蒙古政策的许多先例都形成于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前的数十年间。1619年,努尔哈赤对明王朝感到极为愤怒:汉人一直干涉满洲部落的事务,并成功地诱使叶赫部落离他而去。他向天地发誓要攻袭中国,重新夺回叶赫部落。但是,实施这样大的一项行动,他需要有人帮忙。他求得了西南方一个蒙古人联盟的王公们的支持。他有充分的理由做这样的选择。喀尔喀五部既富裕又有实力,努尔哈赤自1594年以来就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年蒙古王公中的罗卜桑诺颜开始定期向他派遣使者;他送女孩子给他们,也娶他们送来的女孩子作妻妾——这是内亚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1605年,喀尔喀五部的另外一位王公——巴尤特部落的达尔汉?巴图鲁诺颜派他的儿子恩格德尔台吉前来向努尔哈赤叩首请安,并献上良马20匹。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皇帝(满族称“汗”,蒙古族称“可汗”或“汗”)称号归功于喀尔喀五部;1607年,恩格德尔台吉亲率由联盟的几位王公所派代表组成的一批使者向努尔哈赤进献牲畜和骆驼,向他叩首,称他为“昆都仑可汗”(“尊敬的皇帝”,满语为“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他在满文文献中只是一个淑勒贝勒。从1616年开始,他起用了新称号:淑勒昆都仑汗。喀尔喀五部的这些行动应被视为外交行动,而非政治上的臣服行动;努尔哈赤仍然需要劝说他们与他共同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他在致喀尔喀五部的信中如是说:“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这个论点及其对文化异同点的强调,具有鲜明的东亚特征,它对于明朝的汉人和异族的蒙古人及满族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包含着仅在内亚才有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讨论满族早期政治理念的起点。第一,中国、朝鲜、蒙古和满洲都是gurun(“固伦”,意为“国家”,中国人称为“国”)。这意味着除财富、面积和风俗习惯不同外,它们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在早期的满文档案中随处可见。对这些国家的称呼从来没有差异:蒙古(此时它只是在种族和政治理想的层面存在着)一直被称为蒙古固伦。中国被称为尼堪固伦、大明固伦,或阿穆巴固伦——这个称呼指的是面积,或者作为尊称,在致明朝皇帝的信中指“贵国”。满洲被称为女真固伦、满洲固伦、爱新固伦(金国,从其祖先金代女真人而名之),或者诸申固伦。中国人的“天下”观有时被早期的满族人以“天下”(abkaifejile)的名义加以利用,但其含意与中国人所指的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帝国大不相同。1619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函中谓:“普天之下,何国不有?岂大国独存之,而小国尽亡耶?”此函及其他文献清楚地表明,只有天是天下各国的唯一统治者。固伦——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的语意无疑包含了“国家”的所有内涵。它可以单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领土;它也可以指王朝。固伦还可以指一个固伦的附属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编年史《满洲实录》中,哈达部、叶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称为固伦,无论它们是否已被努尔哈赤征服。后来,当努尔哈赤对它们的控制日益严密时,有时也用其他名词称呼它们:aiman、tatan或golo。这些名词也以同样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如果各国在名称上无法互相区分,那么统治者又如何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虑。中国皇帝被称为尼堪汗,或者具体称为万历汗、秦二世汗,等等。朝鲜国王被称为Solhohan,虽然我们发现在阿巴亥时期(1627—1643年)致朝鲜的最高统治者的函中曾用过Solhoguruniwang的称呼,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国王自称为“王”。蒙古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由于当时蒙古没有一个被所有蒙古人承认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满族人在实践当中把自称为可汗的所有蒙古统治者都称为“汗”。其他蒙古统治者被称为贝勒(王公,蒙古语为诺颜),实际上,在蒙古人尊他为帝之前,努尔哈赤就自称为贝勒。在最初的满文档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们在此又发现han之称呼,但更常见的是一个具体的词语:hanniyalma。在致中国人的一封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的信中,努尔哈赤说:“自汗、贝勒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一直到顺治和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才开始使用huwangdi或abahaijui来称呼中国的满族皇帝。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描述的早期满族人对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观念与明王朝的观念不同,或者说,落后的满族人是在更先进的文化影响下形成这些观念的,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类似政治词汇的只有蒙古人。蒙语ulus与满语gurun的含义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纪就已面世。与gurun一样,ulus可以指人民,不过,蒙语中有一个更精确的词:irgen,它有时与ulus合起来组成一个词组:ulus-irgen。满族人借用了这个有用的词,组成了一个意思相似的词:gurun-irgen,它是半意译半直译的一个词。蒙语可汗或汗的使用也与满族的汗类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国皇帝译为汗。它既被用于称呼蒙古帝国的皇帝(yekeMong
olulus),又被用于称呼帝国分裂后的大块封地上的首领。它被平等地用于称呼蒙古帝王和外国帝王。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代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征服大业,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观念,有专有名词称呼之:g
rqan,或dalai-yinqa
an。在16世纪,随着佛教知识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观念,即转轮圣王的观念为人们所熟悉,转轮圣王或其别名都被用于称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与努尔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时代的那些首领。1616年之前,满族人似乎很少如此自负自大(虽然努尔哈赤肯定很熟悉中国的普天君王观),但在1616年,努尔哈赤自封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由此拥有了多民族统治者的头衔。相关阅读:清朝皇帝御用的木兰围场是什么样子[国际太阳娱乐网站2138,组图]清朝紫光阁功臣相:表彰统一台湾和新疆的功绩1911年清朝海军出访八国的扬威之旅清朝刑罚牢狱照片

关于满族的起源,我没有深入研究。曾经想,如果将过去的原始记载,一部书一部书地分析,找出各书结论,然后合起来比较研究,汰疑存同;这样做,是不是比凭主观考虑,分别向各书略取需要的材料,所得结论,更能和事实真象接近?今天就先尝试一下[1]。

为什么先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着手?一是由于它在1636年成书[2],是清初用汉文写的第一部官书,时代较早;二是由于它的取材都是满洲初期的资料,如《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没有经过企图符合后来发展的润色;三是保存了一些原始历史资料,如《满洲源流》、《诸部世系》之类;四是由于它有自己的实践,不是抄录旧书,如它说,长白山之上“有一潭,名‘他们’”。“他们”为满语Tamun对音,后来写作闼门湖。这是当时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皇舆考》等书所没有的。不经过实践不可能知道。

《武录》没有说满洲名称的由来,只说满洲这个民族名称,在努尔哈赤以前,汉文和其他文字的记载,无论直接间接,都未见过,可知它是满族人的自称,而不是族外的他称。在努尔哈赤以后,满汉文的名称记载也从未说明它的来源,《武录》也一样,可知这个名称不是固有的,而是努尔哈赤新创的。但它是怎样构成的,却众说纷纭。

最近,我从王文郁的文章里得到启发。他认为,女真或许是满语复合词nirujan的汉字对音,汉语意译就是“箭”,因此女真族就是箭族。我想,满洲这个努尔哈赤创立的名称,可能也是从这个线索考虑出来的。

过去孟森曾经设想,“满洲”语源可能是由“马法”来的,满族自称他们的首长为“马法”(汉语长老、首长、祖父),其意汉人不懂,见他们常说“马法”,以为是他们的国名,辗转传达,变成了满洲。孟森这种想法,是由同声字头——M启示的。满语majan,滋乳为Mangga(硬,善射,才勇出群人),为Manggasa(好汉,Mang—8a的复数)。可能满洲一词语源就是从这里设想出来。当然,这是猜想。请懂满文的同志加以指正。我总想,从各族语音考求他们的历史文化,这是可用的方法之一。可惜我不懂满文。

《武录》说:“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东北之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湖里”。布库里山的所在,也是清史上争论问题之一。最近张璇如认为,布尔湖里满语作Bulhuri和蒙语Bolgori一样,都是“水清澈”之意,演变为名词Buleku,所以布尔湖里就是今日的镜泊湖。这就给满族沿牡丹江南迁的说法,提供了一个深入钻研的新证据。

《武录》在布库里英雄建国时记述说:“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并加注说:“南朝误名建州”,又记载说:“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说明《武录》认为满洲是地名,是国名,而且就是明代的建州。我们看到,《武录》记载

中,称蒙古胡笼(扈伦,卷一,三页下)均为国。《武录》称之为国的有大明国、蒙古国、胡笼国,这些国都代表不同的民族。另外称国的还有兀喇、哈达、夜黑、辉发等,同时也称它们为部,并指出它们是自称为汗、为国,说明它们虽自称为国,但不是一独立民族。我们还看到《武录》于辛卯年(万历十九年,1591)朱舍里、内阴二部联结夜黑抢劫叶臣洞寨时,记载努尔哈赤的话说,“朱舍里、内阴是我同国,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劫掠我寨,盖水必下流,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矣”。这时朱舍里、内阴二部并不在努尔哈赤统治之下,而称之为“同国”,可知《武录》里所谓“国”实际意味着是“族”。就是后来的民族。在《武录》记载里,更多的体例是种族之下不加国字,如蒙古胯儿胯部,东海兀吉部,等等。当然关于族的概念,在满洲是先后不同的。

《武录》自注说,明朝误满洲为建州。建州是明代东北少数族最著名、最兴盛、最持久的居住地,知名人物很多。从满汉语言考察,“建”同“满”没有可以通转的迹象,可见不是误名,而是有意创立的新名。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把各族周知的“建州”改为新创的“满洲”,很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这一支系在建州女真的地位。努尔哈赤自叙他的世系,自都督孟特木至他本人凡七代,只第一代和第四代有都督之称,而这两个都督,在《高皇帝实录》说是“讳”而不是官。第五、第六代,就是他的祖和父,虽然替李成梁工作并没有什么官职。《老档》存录的明代敕书,也未见他们家的。这都说明他家在建州女真不是显赫的一家,甚至是无名的。这是当时少数族所重视的。努尔哈赤在攻破尼堪外兰之后,常以所得明廷赏赐宣耀于众,可以想见(《武录》卷一,九页下)。他这一家族在建州既无名望,另立新名,可以自称首长,这本是部族分裂的惯例。

努尔哈赤对于满洲的概念,经过几个不同阶段。最初是以满洲代替建州三卫,所以《武录》在努尔哈赤初生时记载说:“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苏苏河部、浑河部在明代本属建州女真,而《武录》认为是在满洲国以外。其后1591年的记载,已用以代替建州女真,上面引的朱舍里条是其一例。还有《武录》辛卯年(万历十九年,1591)记载说,夜黑派人告努尔哈赤:“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努尔哈赤答说:“我乃满洲,尔乃虎伦”。扈伦四部明称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有别。关于这段记载,在《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是这样写的:叶赫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加了“言语相通”一条理由,不知是否叶赫确有此语,还是《高录》追加的,还是《武录》漏掉的。但这个同一民族言语相通的概念,一直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常乐道(《武录》卷三,页八下),成为他们要求统一满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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