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萧令裕的强国御侮思想

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萧令裕的强国御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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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早在鸦片战之前,他就睁眼看世界,开始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关注鸦片危害,撰有《记英吉利》《粤东市舶论》等著作。他认识到英国崛起构成的威胁及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巨大损害,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强国御侮主张,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研究英国的著作主要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和何大庚的《英夷说》等。如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此书说:“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入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萧令裕的《记英吉利》,不仅对英国国情有比较详尽的记述,而且见解独到,认识深刻。基于对英国的研究与分析,萧令裕指出英国正在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希望国人和当政者对英国的可能侵略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

大清朝的皇帝并非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康熙帝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儿子雍正除了“忘我”工作外,对西洋的器物文化也较为热衷,曾穿着西装、戴着假发,让画师为他画“写真”。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钟表等西洋奢侈品十分谙熟,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洋货是原装进口的,哪些是中国工匠的高仿品。但是,当马戛尔尼率团访华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不知“英吉利”是什么国家,这构成了18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基本认知。当时中国抱有的是天下观念,认为中国之外,便是蛮夷,蛮夷当然要向天朝臣服,而天朝只需对蛮夷给予一定的赏赐即可,这其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入侵,西方思潮开始涌入,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叙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林则徐,林则徐是当时晚清时期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当时的林则徐也是被被称作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时的林则徐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人物,因为在晚清的时期,外国侵略者向中国传输鸦片,强行的打开中国的大门,林则徐带头禁烟,不过,最近有不少的人在议论,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关键词:萧令裕;英国;英吉利;著作;研究;洋人;对外贸易;鸦片走私;侵略;影响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天下观的幻灭

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直到今天,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看世界的视野,是否真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开阔高远?他试图改革中国的思想和手段,是否真的那么高明而有效?

作者简介:

1. 天朝眼中的世界:英吉利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清道光三十年11月22日,广东潮州普宁县,苍山如海,残阳似血。

  萧令裕(1789—?),字梅生,清朝淮安府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人,一生主要在淮安榷关、两广总督府担任文案及幕僚。早在鸦片战之前,他就睁眼看世界,开始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关注鸦片危害,撰有《记英吉利》《粤东市舶论》等著作。他认识到英国崛起构成的威胁及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巨大损害,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强国御侮主张,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王朝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中国人向来视中国为天下,而天下之外便是蛮夷,蛮夷理应臣服于中国。

一代名臣林则徐已处于弥留之际。他遥望京师,满目凄凉。“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神州烽烟四起,列强虎视眈眈,大清正值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却不料自己会终老于这个偏远无闻的南国小县。多少襟怀抱负,都付与残山剩水。壮志未酬的林则徐满心不甘,寂然远去。

  1821年,萧令裕应两广总督阮元邀请,离开淮安,到达广州。当时广东鸦片走私严重,屡禁不止,中外冲突不断,朝野上下出现一种“闭关罢市”的论调,主张关闭广州十三行,断绝与洋人来往。萧令裕通过调查研究,于1826年撰成《粤东市舶论》一文,对这种论调进行了全面反击。他指出,中外冲突的根源并不是对外贸易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地方官不能正确处理对外贸易,洋人、洋炮并不可怕,洋人来华的目的是求利,利益得到满足就不可能有冲突。而对外贸易是双赢的行为。经过萧令裕等人的批驳,“闭关罢市”论最终没有被当局采纳。

秦汉至隋唐,汉文化处于上升期,受天下观的影响,中原王朝并不认可周围的少数民族,尽管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挤压着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挤压尤为严重,但这并未降低天下观的影响,这种思想反倒越来越强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曾撰《中国论》,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石介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天下观念并非汉民族独有。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并不否认“天下”的存在,甚至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极力证明这种观念的存在,元清两朝尤为明显。

【勿谈国事只为明哲保身?】

  通过深入调查,萧令裕掌握了鸦片烟种植、加工、贩运、交易及吸食情况。鸦片给国民身体造成巨大损害,他比同时代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吸鸦片)日久中病,应时而食,名曰烟引(瘾),引至而不得食,则四肢颓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烟数口,精神顿回,名曰过引。引深者日须三四钱,引少者以数分计。盛年柔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烟之状也。”他还指出,通过鸦片走私,每年“番夷实得银千三百万元不等”,洋人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钱财。因此,他痛心疾首,大声疾呼:“鸦片流行,竭我赀财,堕我人心风俗,惰我坚甲利兵之器,职谋国是,不得不挽救力操!”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遏制鸦片走私,体现了他的先见之明。此外,针对广东田少人多粮食紧张现状,他提出以减税鼓励洋商输进大米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在明代,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却还是从《禹贡》那里来的“九州”,人们一想起有人居住的所有地域,最自然地浮出脑际的还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内的“中国”。而清代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也没超出这个范畴。这种天下观使中国人的眼界只局限于东亚的范围,东亚之外几乎就一无所知了。乾隆五十七年秋,两广总督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紧急奏折,说一个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打算来“朝贡”天朝。乾隆阅读完极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版禀文后,龙颜大悦,但是一个问题马上困扰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英吉利”是什么国家?在哪个方向?

1841年9月3日,道光以办理禁烟不善为由,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随之革职。次年五月,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因为广东战败,归咎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充军伊犁。发配新疆之前,林则徐再度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以他和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饱受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研究英国的著作主要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和何大庚的《英夷说》等。其中以《记英吉利》最为详细,对英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殖民活动及中英交往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记英吉利》写成于1832年,对英国社会多个方面都有真实的反映。如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此书说:“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入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关于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此书记述说:“夷性沉鸷,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犹至精利。……登桅照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则不及,若大如拇指,即续长其桅而楔之,益左右帆而追之,数百里之遥,一时许达矣。”关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此书记载道:“战舰逾百,胜兵十余万,号令严整,无敢退缩。或谓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而过,此所目验也”,指出英国有着强大的军事武装,同时纠正了国人对夷人腿脚不便的错误认识。此书对英国的坚船利炮还作了详尽介绍:“其国有大铳,能于两刻间连发40余次,恐涉于夸,然亦可见其概矣”,英国大炮在发射时“以铳尺量之,测远近度之,无不奇中”。为此,他提出中国一方面应当仿效英国制造先进船炮,另一方面“今英吉利铜炮,大至数十斤,无机括运用,转恐将以资敌,是在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制御之要云”。即不但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更为重要的是训练出一批能够运用这些装备并且有严明纪律的专业人才,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观点,至今仍然有价值。

大臣搬来了《大清一统志》,从头翻到尾,虽然找到了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意大利,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这本书是乾隆四十九年由中外学者修订完成的,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国人知道的所有国家。“英吉利”的缺位足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么局限和模糊。后来,在传教士的点拨下,乾隆皇帝了解到,“英吉利”是位于西方的一个长于器械制造的国家。一向喜欢钟表等西洋玩意的乾隆皇帝会心地笑了,因为“英吉利”使团的访华不仅意味着天朝又多了个偏远属国,更意味着又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土特产”要进贡上国了。后来,乾隆皇帝笑纳了使团的贡品,但拒绝了通商的要求。

此时形同屠杀的战争仍在继续。英军破一岛则一省震动,骚扰一省则各省惊恐。天朝上下,充满了一种末日来临的紧张情绪。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统天下观幻灭

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后,英国与中国出现的大量的商业纠纷,比如鸦片走私问题、商业欠款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清政府极为头疼。于是,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以解决商业和外交纠纷。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偏远小国的能量,但依然陶醉于“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正是这种幻觉让阿美士德步马戛尔尼后尘,最终无功而返。随着中英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特别是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去认识英国。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大量关于英国和世界的书刊,这些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英国与世界的重要材料来源。

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声:“敌人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大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从19世纪初叶到鸦片战争前的近40年间内,尽管西方和中国有多种沟通渠道,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如果说这个阶段有研究成果,也不过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小篇幅著述,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与杨炳南的《海录》,李兆洛的《海国纪闻》,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纪略》等。不过,这些著作只能算是扫盲性读物,谈不上有学术价值。这些文章对西方历史的叙述过于简略,所使用的材料更多来自传闻,根本没能勾勒出西方世界全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著述也已经算是异端了。

奇怪的是,在给友人的这封信中,林则徐明明知道大清的长矛弓箭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的对手,却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请朋友务必严守秘密,绝不能将他这一看法透露给别人。这和那个铁骨铮铮,苦胆忧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相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马戛尔尼访华外交失败后约半个世纪,英国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大清帝国丝毫没有招架之功。在尔后一系列的战争失败与割地赔款的屈辱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天下观念难以维系。传统天下观念的逐渐幻灭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热潮。

林则徐已饱经宦海沉浮,开始变得瞻前顾后,忧谗畏讥。他从此不再轻易表达忧国忧民的真实想法,而将自己深深裹进明哲保身的安全外壳,以免再引起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连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对此都失望地说:“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二、士大夫阶层的挣扎:围绕救亡图存的研究与叙述

然而,没有人知道,林则徐经历了怎样一番痛苦难熬的精神苦旅。

师夷长技以制夷:工具性的世界史研究

禁烟以来,最难琢磨的是皇上的心思。想当初,他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他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西方思潮与观念相继涌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天下”与“华夷”观念,逐渐转变为现实的世界观念和国家观念,但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后来才知道,鸦片“绝不绝”,自己“回不回”,不是他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而皇上内心究竟作何打算,他似乎从未真正弄明白过。当他虎门销烟初战告捷时,道光帝大喜过望,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大加褒奖:“卿之忠心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而当战端突起,定海失守,道光又在上谕中怒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皇上的心思就是六月的天气,“忽剿忽抚,总无定见”。最终道光还是归罪于林则徐处置失当,开罪英国,才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捉鬼的是钟馗,放鬼的也是钟馗,总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到头来,他这个坚决执行圣意的耿耿臣子,反倒成了有罪之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平息英人怒火。

两次鸦片战争虽然没有给普通中国人造成多大影响,但却给中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士大夫阶层都难免有屈辱之感。天朝上国被远在西洋的蕞尔小国打败并割地赔款,这不免让一向将中国视为天下之主的大清士大夫阶层极为恼火:有人赋诗抒发抑郁之情;有人拍案而起,愿投笔从戎,赴沙场抗敌;也有人将眼光放宽,将视野投向天朝之外更为广大的世界。正是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巨变促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研究西方历史。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方历史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验,以此来为大清王朝的富国强兵大业服务,这一时期研究西方的士大夫仍然挣扎在“天下”的观念中,难以完全放弃华夷之辨,学习西方的目的也是为了打败西方,而最直接能看到的便是西方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尽心尽力苦干半年,满心希望会免于暮年戍边之苦,谁知等到东河河工告竣,所有人都论功行赏,唯独他得到的是一道“仍往伊犁”的冰冷谕旨。众情难平之时,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滂沱,深觉有负于林则徐。

林则徐、魏源、王韬是技术层面研究西方历史的重要代表。林则徐是晚近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身处中外接触的前沿之地,也逐渐感受到了解外国的重要性。他组织人手,从外国的书报资料中辑录和翻译出颇具参考价值的部分,结成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后来,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增补扩充资料,撰成《海国图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他们两人相比,王韬对西方的认知更为直观。他久居上海,与西方人士来往密切;他还游历过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他在《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中倡导发展新式枪炮等先进武器,赞同普鲁士的君主与议会相结合的“开明专制”,反对法国的共和制,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西出玉门关的林则徐的心境,正和北宋遭贬的陆游一样——“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他的意志变得消沉起来。到了伊犁后,他开始变得只关心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四处写信、寄诗,向毫不相干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对于东南时局,则三缄其口。

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该承担何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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