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阿拉伯血缘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教教坊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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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阿拉伯血缘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中国伊斯兰教教坊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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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中国分部最广的少数民族,在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都会建有清真寺。我们都知道,回族的语言以及一些节日都跟咱们中国的语言以及节日都不太一样。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回族…

1920年12月16日,一个寒冷的日子。
当晚8时06分,六盘山区剧烈晃动,暴发了史上有名的海源大地震,造成23.4万人死亡,作为震中的海原县竟死亡73604人,占全县实有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伊斯兰教先后产生了一些宗教组织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色,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传统习俗;而且由于不断地适应中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发展,从而带有许多中国的特色。这些组织制度,是中国伊斯兰教区别于其他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对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研究这些制度,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回族是中国分部最广的少数民族,在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都会建有清真寺。我们都知道,回族的语言以及一些节日都跟咱们中国的语言以及节日都不太一样。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回族的起源是如何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吧!

震后,太多的家庭妻离子散。善良勇敢的回汉各族人民敞开怀抱,打破禁忌,在废墟中重新组建起一个个家庭。树台乡韩庄村一户汉族家庭兄弟4人被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但失去父亲的他们却很难在生存下去,思来想去,他们的母亲便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了当地一位王姓回民家庭。这个孩子被回族人养大后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重孙子……现在他们都是回族,就住在三河镇苋麻村。

一、什么是教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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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在宁夏可信手拈来,一捏一串串,如珠玑闪耀在宁夏的乡村和城市间。过去,西海固的人们说,我们这里缺水,但不缺和谐。现在,水不缺了,和谐也更多。

教坊制度,又称“阁的木教坊制度”或简称“阁的木制度”,是解放前以教坊为基本单位的一种宗教组织制度。它在回回民族的宗教组织中,年代最久,分布最广。

回族诞生史回族是以中亚细亚各民族为主要族源,并以移民迁徙方式和商业交流活动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族体的最早来源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来华经商留居的穆斯林“蕃客”后裔;回族主要来源是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他们首先成为元朝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之主要组成部分,人数达到数十万);回回民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所在地区的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部分成员。

马志英,女,回族,宁夏海原人。1968年出生,1987年参加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海城镇街道办南居委会居民。一个普普通通的回族妇女,以顽强的毅力和执著的母爱向贫困女娃艰辛的求学路上播撒着温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多年来用慈母般的爱心救助了186名贫困女童,其中52名女童分别考入区内外各大中专院校……

“阁的木”是阿拉伯语Qadim的音译,意为“古老”或“陈旧”,是中国伊斯兰教中最古老的一种宗教思想体系,它直接渊源于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大伊玛目哈乃斐派。明朝以前,阁的木一直是在我国穆斯林中流行的伊斯兰教体系。直至明清之际,在回回、撒拉等民族的穆斯林中,才相继分化出一些新教派。为了与新教派相区别,遵守古老宗教制度的人便自称为“老阁的木”或“清真古教”,借以表示自己的长期发展历史和正统性。

从唐至元末,是回回先民逐步增量移入中国并形成为民族的时期。回回人在13世纪初就与大漠南北的蒙古人有交往,1203年铁木真遭袭溃退至班朱尼河饮水盟誓者19人中有回回3人,是建立蒙古汗国的功臣。在元代,回族(元代官方“回回”一词主要被用来指从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东来的各族穆斯林)被蒙古统治者划入色目人范围(色目人:元朝统治者对西域包括欧洲各族人及西夏人的总称),辅助治理国家,社会地位较高,先后有26人任中书省宰相,在行中书省任省臣者有61人次,从而奠定了回回民族形成的有利条件。他们重修了广州、泉州、扬州、长安等地早在唐宋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清真寺,又在各个散布地区建立了各种规模的清真寺,并围寺而居,形成一个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社区。在元朝这种东方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内,通过回回商人经商、官宦流任、宗教职业者传教等自由往来方式,将这些“大分散”于各地的寺坊,串连成有密切联系的共同区域;回回人在与汉民族的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以汉语言为交际工具;并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与手工业,善于经商的共同经济特点。虽远离西域,但他们入籍“东土”,总体社会地位高于汉人又低于蒙古人的共同境遇,最终促成了他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的纽带联结下聚合为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群体,伊斯兰文化成为回族的主流文化。回回人还在不背离基本信仰的原则下,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

马志英个人荣获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国际委员会提名奖、全国首届“为国教子、以德育人”好家长、全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关爱女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慈善奖;全区道德之星、“三八”红旗手、首届“2005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之一、首届宁夏“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阁的木在宗教信仰方面严格崇信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1];坚持“六大信仰”,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前定、信后世;在宗教功课方面,严守“念、礼、斋、课、朝”的“天命五功”;在宗教仪式方面,反对宗教改良,偏重因袭传统,重视细枝末节的宗教习俗。以这种古老的宗教思想体系为指导,相应建立的一套宗教组织形式,即称教坊。

明清两代,是回族遭遇磨难与形成主要聚居区的特殊时期。明朝及清代前期,官方大致以“回回教”统称今回、维吾尔、东乡、撒拉等民族。明初官方曾禁胡语、胡姓、胡服、胡饰,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等。在西北地区,继元代安西王阿南达“所部十五万众”皈信伊斯兰教融入回族后,明代不断有从西域迁徙而来的“归附回回”被安置在陕甘、新疆各地,拓荒种地,至明末清初,“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乾隆四十五年陕西巡抚毕沅奏折)。此时宁夏境内回族所居连片地区已有“平罗三十八堡、金灵五百余寨”。在云南、华北各地、运河两岸,也正式形成许多回回聚居区。同时,随着汉语化的过程,回族失去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回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承一度出现了危机。于是,回族宗教界人士以陕西胡登洲为代表起而创办经堂教育,以王岱舆等为代表兴起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编译运动,力图拯救。从而使回族的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随之由于清朝在法律、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对回族的严格限制与歧视、迫害,遏制了回族的发展。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加剧和国内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清朝政府先后在回族内外挑起多起宗教纠纷与回汉仇杀事件,从而激起苏四十三起义、田五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回民起义、陕西回民起义、宁灵回民起义、河州回民起义、西宁回民起义、河湟回民起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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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坊,包括由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全体穆斯林所形成的独立的、地域性的宗教组织单位。其明显的特点:第一,教坊的独立性:凡有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穆斯林居民的地区,只要人们有能力,便可以建造一座清真寺,择聘一位阿訇任教长。凡在该寺举行宗教活动的教民,都属于寺的“高目”[2],归教长所管辖,对本寺尽义务。这一区域便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坊,与其他教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第二,教长的聘请制:各教坊的教长由本坊教民在品学兼优的阿訇中择聘,既非世袭,也无“太爷”、“道祖”一类的称呼。受聘的教长,可以是本坊人,也可以是外坊人,但一般都不请本坊的阿訇。教长任期一般为三年,可以连选连聘。

20世纪初,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遭遇与共同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在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日益明确;对中华民族的相互依存关系有了新认识;对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民族发展与教育普及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从而引发了一场回族新文化运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回族改革人士和知识分子还提出各民族化除畛域,“各信各教,各享自由”,主张民族团结的观点,并倡导回族内部进行宗教改良,发展民族教育,这些思想为后来回族各界投入抗日爱国斗争做了思想理论准备。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中,回族教育历经艰辛,获得空前发展。

这就是回族,与汉族人民在生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教坊制度下的清真寺组织及经费来源

从唐代回回先民到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经济一直处在封建经济发展阶段。回族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回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回族社会经济类型,既有农业经济,又有商业经济,还有畜牧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历史上是回族社会的最具特色的传统经济。元代以后,回族经济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经济,而以农业为主又兼营畜牧业、家庭手工业与商业,在历史上一直是回族家庭经济的重要特色。由于回族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以迁徙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分散居住而形成的民族,初始时期占有土地多为当时的荒漠旷土,回族农民往往能以勤苦耐劳的精神把这种土地开发为沃土,进行农业耕作。各地回族农民还为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利用耕余、农闲时间兼营畜牧业或屠宰、制革、榨油、运输等家庭副业,这是回族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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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国家,清真寺内没有阿訇,只有伊玛目;伊玛目由政府的宗教基金部委派,经费也由政府宗教基金部供给。中国教坊制度下的清真寺则不同。教坊的地域性和独立性导致清真寺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经费只能来自本坊内的高目。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在教坊制度下,清真寺的组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管理教务,一部分管理寺务。管理教务的有:

新中国成立后,各回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得到了相应保障。在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回族有350多万人,在当时已识别的少数民族中居第三位,仅次于壮族和维吾尔族。

阿訇:阿訇作为教长,教职最高,主持本坊的全面宗教事务,担任开学讲经及宗教学说的教授工作,故又称“开学阿訇”;此外,还为教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当时,全国已建立了临夏、吴忠、固原、昌吉4个回族自治州、10个回族自治县和130多个自治乡。在各级回族自治地方范围内,回族人口有130多万,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作为一个人口数量较多、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却没有省一级的自治地方,这与其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

伊玛目:教职仅次于阿訇,又称“掌教”或“住持”,专司领拜和掌管教规,可以代行阿訇的职权,主持教民的宗教活动。

1957年7月,国家确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2市17县,面积6.64万平方公里,人口197万,其中回族人口为63万,占总人口的32.15%。

海推布:又称“二掌教”或“协教”,专门负责宣读“呼图白”[3],通过诵经说教来劝导教民。在河北、山东、东北一带,海推布为亡人行洗礼。

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的成立受到全国各省市的热情援助,从1958年初到自治区成立,全国各地调到宁夏参加生产建设的各族干部、职工就达7万人。
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为宁夏代培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天津、大连等市的100余家企业就为自治区代培了4800多名技术工人。

穆安津:亦称“三掌教”或“赞礼”,是清真寺的宣礼员,每天按时念“邦克”[4],召集大家来礼拜。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的成立,这不仅是宁夏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愿望,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称为“三道制”或“掌教制度”,代代世袭罔替,与阿訇的聘请制不同。据杨永昌同志考证,“清真寺掌教制度的雏型,大概于公元9、10世纪就开始出现。经过一个形成、发展阶段,到公元14世纪下半叶,清真寺的掌教,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制度,而且进入家传世袭阶段。”[5]据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由于世袭制度有许多弊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个别清真寺所开始废除[6]。如山东陵县冯老庄在清光绪二十二年的《重修冯家老庄清真寺碑记》中,有“阖庄公议”所定“条规六则”,其第一则即为“开学阿訇必自外方延请,不许扶立长教致令把持”。北京安和桥清河清真寺内亦由当地高目公立的一座石碑,记载着永远废除世袭掌教制度,永远不请本坊人作阿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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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提:在比较大的教坊内,有教法官穆夫提,或称“哈的”。[7]他依据《古兰经》、“圣训”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教法著作,解释和决定有关宗教教规教律的问题,裁判教民之间的纠纷,处理教坊内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穆夫提不在掌教之列。他是伊斯兰教法律制度的代表,有掌管户婚、钱粮等词讼的权力。元仁宗皇庆元年虽有敕文禁止,但这种权力始终存在,直到民国时期(1911-1949)才逐渐消失。

历史上,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的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般以公元651年,
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为标志。这一年大食国“始遣使朝贡”(见《旧唐书·高宗本
记》、《旧唐书西戎转》及《册府元龟》卷970),正式开始了唐廷同大食(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阿拉伯、伊朗穆斯林的泛称)的政治性往来。

海里发:西北地区称“满拉”,是在清真寺专门学习宗教经典的学员。明代中叶,在阁的木教坊开始出现经堂教育制度,清真寺招收一定数量的学员,由教长阿訇传授经文,以培养为新一代的宗教职业者。他们在寺内学习和食宿。毕业后,经过“穿衣挂幛”等仪式,取得阿訇的资格,便可以受聘为阿訇。

在这之前,回族人的先民就有来中国做生意的,时间段可以定在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国建立,也可以认为是从公元610年开始,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奉真主之命而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公元651年,两国的正式“建交”,使商业贸易正常化、正当化,回族人的先民开始陆续来到中国做生意,一部分人就由行商变为坐商了,不愿意再回去了。这即是回族人最早来到中国的先民。

穆札威尔:亦称“寺师傅”或“四师傅”,负责清真寺水房打水、烧水、灌水、打扫寺院、伺候阿訇等杂务。有的寺里还有其助手“五师傅”。他们都属于寺的勤杂人员。

今天,有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从陆地或者说是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但这种说法不全面,当时还有从海上来的,他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他们建筑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并建立公共墓地。他们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当然也是回民族的先民。尤其是到了宋、明两朝,陆上丝路一度不畅,甚至中断,海路甚至成了主流。

管理寺务的有:

今天的宁夏等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回族来源的传说,即是有一天唐王夜间梦到妖怪闯入宫中。第二天,唐王让诸位大臣为其献策除妖。一大臣曰:西域有回回人,神通广大,请回回除妖,可保大王江山稳固。于是,大王派人请西域回回人来。回回人除妖后思念家乡,大王让每个人娶了9个貌美如仙的宫女为妻,这样他们就留在了唐土,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没塔完里:过去称为“管事乡老”,有的地方称“学董”或“社头”,多由富有的年长高目一人或数人担任;负责管理本坊清真寺的土地、房产和其他宗教收支费用,筹办各种宗教节日活动,决定阿訇的选聘和其他一般寺务。

这个故事被清代的学者们收录在了《回回原来》一书中,至于它的真实性,我们不得而知。

乡老:清真寺一般还请乡老数人协助管事乡老管理具体事务,也有的教坊在管事乡老以下设“四角乡老”,即按清真寺的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乡老一人分别负责各方地区的具体寺务。

公元755年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叛军势如破竹,攻下了长安,各国增援。主要有大食国的军队,西域诸国的军队,回纥的军队等。

教坊制度下清真寺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本坊的高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旧唐书·肃宗本纪》:“二载……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新唐书·肃宗皇帝纪》也说:“丁卯,广平郡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兵讨安庆绪”,“至德二载九月,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

1、札卡特天课:纳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这是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天命”,目的是教人尽人道的义务,去吝啬的习性。该教规定,穆斯林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应按规定税率纳课,商品和现金纳四十分之一;农产品纳二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驼、牛、羊和矿产各有不同的税率。中国伊斯兰教解放前以“天课”名义征收的赋税,主要有札卡特、欧舍尔、吉兹亚。阁的木对这种天课制度虽颇为重视,纳天课的数目却并不严格,一般由管事乡老根据情况向高目们摊派,而负责接受保存天课的则是各教坊的教长。

这除了在回族民间传说故事里有体现,在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等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大食国的士兵和唐军并肩作战,很快就平息了叛乱。唐王为了感谢这些大食国的士兵,为逝者修建了陵墓,为活着的娶了妻子,还特别在国都西安附近划了一大片土地,让他们繁衍生息,保卫大唐江山。

2、房、地租收入:各坊清真寺的房屋、土地等寺产,名为“卧各夫”。寺产出租的收入,是清真寺一项重要经费来源。

虽说,今天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支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融入了后来的中国回族。

3、各种名目的寺费:有“月捐”、“煤费”、“斋费”、“学课”等等。月捐每月一次;煤费一年一次或两次;斋费在每年入斋时一次,数目不定,由本坊高目自由捐助;学课是给阿訇、海里发的薪俸和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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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柜收入:穆斯林每次到寺里沐浴时,自由投放在沐浴室大柜里的钱,称为“大柜收入”。这种收入因寺的大小不同而不等,有的大寺每月收入近百元。

宁夏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北线,曾经的繁华吸引了很多丝路商人的驻足久留,
这些商人除了阿拉伯人,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人,他们当时由行商变坐商,停留在宁夏乃至沿路沿线,后来被融合进了回族中。这中间有一些人是被误认为加族的,如宋代东来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上的亲近关系,后来也成为回族一部分。这在我们今天被一些专家称为“犹太回族”,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仅限于宋代,仅是宋代东来的犹太人中的一部分。

5、下刀费:伊斯兰教对于宰牲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宰牲的人必须是穆斯林;第二,宰牲时必须用阿拉伯语念诵安拉之名,谓之“道太思米也”。中国穆斯林根据传统习惯,无论是自吃的还是出售的禽畜,一般都到清真寺去宰。宰牲所付的报酬,称为“下刀费”。下刀费一般归宰牲者所有;如果收入较多,则从中提出一定比例上交寺院。

犹太人可能在更早的汉朝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从唐宋年间一直到清朝,犹太人都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社群中,大部分都居住在开封。中国犹太人中最著名的一支即是开封犹太人,是在北宋时期从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地区迁入中国的河南省的。文献资料显示,因为类似的风俗,中国的犹太人常常被其他中国人错认作穆斯林。

6、其他收入:阁的木提倡散“撒德格乜贴”,鼓励穆斯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时“举意”,施舍钱财给寺院,数目不定。阿訇为教民念经时收取“经礼”,俗称吃“海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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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收入,构成了阿訇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寺院经济。这种寺院经济对于教坊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放前贯穿于教坊制度全部发展进程的一条经济线。

真正东来是在元代

三、教坊制度的形成

真正东来是在元代。蒙古帝国的3次西征
,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元太祖十四至十九年(1219—1224年)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
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第三次西征,元宪宗二年至世祖中统元年(1252年一1260年)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

恩格斯论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理时曾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8]教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作为中国回回民族的一种宗教制度,绝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因为有它赖以生存的、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说,教坊制度必然受其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我们必须首先详细研究它的这些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这3次西征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大量的穆斯林被编入蒙古军队,被“征发”并随蒙古大军东返,尤其是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成吉思汗将已获得的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大量工匠分配给诸路蒙古大军;为了补充兵员,又将被征服地区的征发为军,编入蒙古军中。同时,还征调已归降国的军队随征。这些工匠、被征发的军人、被征调的军队,随着成吉思汗大军而东返。”

教坊制度形成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呢?邱树森《论元代少数民族形成及其影响》(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成等编《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这些被征发来的军士、工匠、教士、科技人才、妇女儿童达数十万人。”而这与后两次西征一起,最终形成了《明史》中所说的“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

教坊制度形成于元明时期。当外来的回回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和农业经济时,在宗教上的反映,就表现为教坊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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