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方国的西部文化遗存,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

骆越方国的西部文化遗存,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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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越

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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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地名岐义及其他

地名岐义及其他

骆越方国的西部文化遗存

正如“北海”地名在壮语里其实是海口、水口一样,地处中国南端的“北海”从汉语地名上就给人以北部之海的岐义。前些年,一篇报道当地政绩的新闻报道很是走红,标题就叫做“百色百变”,说得是百色正在日新月异。作为右江河谷母亲河的始端,百色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百变,可是其地名的岐义已达到令人心痛的地步。如同静默的江水,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说,百色其实是壮语“洗衣的河岸”的意思。
放眼北望,吴越故地,荆楚故地,远溯至河姆渡、良渚时期最灿烂的越人文化遗存,如今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充满岐义的地名和顽强地保持着越语古音的汉语方言了。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何以对得起作为骆越人后裔的自己的良心?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说上两句话,必须用上另一种族群的语言借词,否则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广西壮文学校,壮文不在必修课之列,实质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牌子,广西各地的壮文学校纷纷改为民族中学,几乎彻底放弃了身为民族文化传承阵地的使命。
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正如“北海”地名在壮语里其实是海口、水口一样,地处中国南端的“北海”从汉语地名上就给人以北部之海的岐义。前些年,一篇报道当地政绩的新闻报道很是走红,标题就叫做“百色百变”,说得是百色正在日新月异。作为右江河谷母亲河的始端,百色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百变,可是其地名的岐义已达到令人心痛的地步。如同静默的江水,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说,百色其实是壮语“洗衣的河岸”的意思。
放眼北望,吴越故地,荆楚故地,远溯至河姆渡、良渚时期最灿烂的越人文化遗存,如今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充满岐义的地名和顽强地保持着越语古音的汉语方言了。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何以对得起作为骆越人后裔的自己的良心?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说上两句话,必须用上另一种族群的语言借词,否则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广西壮文学校,壮文不在必修课之列,实质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牌子,广西各地的壮文学校纷纷改为民族中学,几乎彻底放弃了身为民族文化传承阵地的使命。
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梁庭望

骆越方国是商周时代建立于岭南的中国地方政权,产生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灭亡于公元前111年。存在上千年之久,地域广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骆越文化。

一、 建立骆越方国的民族

骆越方国的创建者,是中国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傣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的祖先骆越人。主体民族是壮族。壮族是中国的第二大民族,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为16
926
381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五岭之南的广大区域。其中,14448422人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占全国壮族的85·36%;1215260人分布于云南,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主,占7·2%;877509人聚居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及怀集县等地;52577人分布于贵州省,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主;
45909人分布于海南省;30387人分布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等地;另外,由于工作需要等各种原因,有302226人分布到了全国的各个省市。越南岱侬族、侬族210多万人也属于壮族。全世界壮族加起来近2000万人。

布依族:主要聚居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和广西西北等地,和汉、苗、侗、仡佬、壮、仫佬、毛南等民族交错相邻。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布依族人口总数为2,971,460人。其中,贵州地区的布依族有2,798,200人,主要聚居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六盘水市、贵阳市、毕节地区、遵义市、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等地。云南的布依族人口为54,695人,居住在曲靖地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地。四川的布依族散居于宁南、会东、木理、普格等地。在广西和越南的北部也有布依族散居。

黎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黎族人口为1,248,022人,主要分布在海南省、贵州、广东雷州半岛、广西、浙江、云南等地。其中,海南省黎族人口1
172
181人,占全国黎族人口总数的93.9%,主要聚居在三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万宁、儋州、屯昌、琼海等市县亦有散居。贵州省黎族有56,082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关岭一带。广东雷州半岛、广西、浙江、云南四省的黎族人口均超过千人。目前全国各地都有黎族人生活。

侗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人数为2,960,293人,其居住地主要集中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大片地区以及湖北西南部。其中,贵州的侗族人口最多,有1
628
568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湖南侗族人口位居第二,有842
123人,以怀化、邵阳两市人数最为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侗族人数有303
139人,主要分布在柳州、桂林两市,以三江侗族自治县最为集中。湖北侗族69
947人,集中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在全国各省区都有侗族人散居。

水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水族人口为406
902人。他们主要聚居于贵州、广西交界,即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一带。贵州省境内的水族人口为369
723人,其中,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水族人最多,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人数为189
128人,三都周边的都匀市、荔波县、独山县、平塘县等均分布有一定数量的水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丹寨、雷山、葱姜、剑河、黎平、福泉等县市均有分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水族人民主要居住在南丹、宜山、融水、环江、都安、来宾、河池等县市,人口9
995人。

傣族:2000年普查人口有1 158
989人。傣族的祖先原是广西南部骆越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前后岭南越人移居东南亚时,沿着中越、中老、中泰、中缅交界向西南迁移,落籍于云南的澜沧江、怒江中下游,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而成,至今傣语与壮语南部方言接近,可以大致通话,就说明傣族与壮族南部方言居民即古骆越居民关系密切。傣语与壮语同属于壮傣语支。

仫佬族:
2007年,全国的仫佬族人口为20.74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广西的仫佬族居住在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为中心的地区,包括东门、四把、黄金、龙岸、天河、小长安等地,都有仫佬族聚居。此外,在忻城、宜山、柳城、都安、环江、河池、融水、融安等县都有仫佬族散居。广西的仫佬族人口共计17.7万人,占全国仫佬族人口的85.34%。在贵州,仫佬族的居住区主要集中在贵州南部麻江、凯里、黄平、都匀、福泉等都柳江流域的市、县。

毛南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毛南族人口总数达107
166人。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环江、金城江、南丹、宜山、都安等县市,其中,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人口为58988人,占全国毛南族人口的50.9%。此外还有部分分布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惠水、独山一带。目前,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毛南族自治县,贵州省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毛南族自治乡。

二、骆越方国在文山的踪迹

骆越方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地方政权,其北界在浔江以南与西瓯方国交错;西北界在红水河一带与夜郎方国为邻;东界达到广东省西南高州、茂名一带;南界达到海南岛和南海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西南一度达到交趾、九真;西部达到今云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与滇国为邻。骆越方国管辖过的上述地方,留下了浓重的文化遗迹,有大量的骆越语地名。举“水田”为例,在所有壮侗语族民族留下的地名当中,以“那”字地名最多,反映了壮侗语族民族稻作文化的高度发达。“那”在不同民族中声母有变化,但韵母不变。壮族、布依族、西双版纳傣族叫做“那”;德宏傣族叫“腊”:侗族、毛南族叫“下”;仫佬族、水族叫“拉”;黎族叫“达“。人们开辟出田畴,就用上述这些“田”名给那个地方命名,于是以“田”命名的地名遍布壮侗语族民族分布的地方。例如有泉水灌田的地方叫做“那播”,“那”即田,壮语读naz;“播”读mboq,即壮语泉水,合起来即是“泉水田”。久而久之,那个地方便被称为“那播”村,成了地名。“那”的地名分布最广,在广西,以西江、黔江、龙江以南分布最为密集,仅地图上标的就达到1300多个,未标的就更多了,这些地方正是骆越故地。

骆越方国的西部与句町为邻,句町东界也就是骆越西界。《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文象水即右江之源西洋江,增食即田阳、田东一带,可见句町与骆越在百色西部交错。同书句町县条师古注引应劭曰:“句町县,古句町国。”句町县在今广南县和富宁县一带。《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温水即右江。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在宝宁、百色、泗城、镇安之间。”“其地位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6载:“句町在开化、镇安之间。”可见骆越方国的西界应当在西林、那坡一线与句町相接。由于骆越方国的西部疆域,在句町建国之前曾经到达今云南文山州一带,故骆越人以鸟为图腾。据《云南壮族“莱瓦”艺术图像集成》载:“追溯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侬人崇拜鸟。崇拜‘骆閧’。‘骆’指‘鸟’,‘閧’即‘皇’或‘王’,‘骆閧’可意译为‘鸟之皇’或‘皇鸟’。”“今侬人女性穿戴的传统服饰,称‘师侬’,可意译为‘鸟衣’,其特点为大袖似鸟翅,衣角椭圆上翘似鸟翼,侬语称‘必迪兰’;侬人的百褶裙在臀部著禽尾,侬语称‘盘拜’;银项圈铸成鸟首,侬语称‘图侬’;早期侬人女性以束胸缠乳房如水鸟白鹭、天鹅之美,侬语称‘骆罕养。’侬人的鸟图腾文化遗迹还保留在侬语名词中,如人的灵魂称为‘骆命’和‘命侬’,意译为‘鸟命’和‘绿色生命’。侬语称太阳为‘乜堂卍’,意译为‘太阳母’。壮族先民认为太阳似鸟,在天上像鸟一样飞翔。综上所述,将‘侬’作‘鸟’来追溯,‘濮侬’一词即可直译为‘人鸟’,即鸟人,侬族也可以称‘鸟族’,汉文古籍曾描述古越人讲‘鸟语’。”[1]今广泛分布于文山州文山、西畴、麻栗坡、砚山各县,称为“濮侬”,崇拜“骆閧”,意思是“鸟之王”、“皇鸟”。“古代壮族先民——骆越人,也被称为鸟人,‘骆越’的‘骆’,壮语发音为‘luo’,‘luo’就是鸟的意思,这与越人的鸟崇拜、鸟图腾有着渊源关系。”[2]其女性衣服称为“鸟衣”,大袖似鸟翅膀,衣角椭圆似鸟翼,百褶裙在臀部翘起像尖尖的鸟尾,甚至早期女性的乳罩也做成像水鸟或天鹅之态。在濮侬人的语言当中,人的命运“骆命”也称“鸟命”。

这些浓浓的骆越踪迹,说明骆越西界曾经到今文山一带。战国时代,文山濮侬人崛起建立了句町国,骆越方国的西部疆域东缩到百色西部,在田林、西林一带与句町为邻。

三、骆越在百色的踪迹

骆越方国在百色的文化遗存相当浓郁。1972年7月,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发掘用铜鼓套合作为葬具的二次葬墓,两大两小4个铜鼓两两互相套合,最大的一件鼓面直径78厘米,通高51厘米,胸部有六组羽人划船纹,鼓腰有十二组鹿和羽人组合纹饰;最下面的一个铜鼓腰部也有羽人和船纹;另一件铜鼓被切去多半,只剩下鼓面和鼓胸,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周围围绕这一圈翔鹭。羽人特别生动,头上耸立着高高的羽翎,两臂张开,人身扭动,身着吊裙,裙裾象鸟的尾巴那样长长地往后拖,随风飘舞,整个人身变成鸟人,生动异常。一个铜鼓上有六组船纹,船被打扮成鸟的形状,船工皆戴高耸的羽冠。类似图像在贵港出土的铜鼓上也有发现,分明是骆越的代码和符号,图腾的意念十分明显。[3]

在壮族地区,广泛流传娅王的传说,经研究,这是一位骆越女王。她的死形成国殇。自古在壮族各地传承的民间巫事活动的“哭娅王”,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历时五天。
“娅王”在巫歌里被尊称为“母王”,整个壮族地区都流传一个传说:她死去的那天,所有的麻雀都不叫了,这暗示她是鸟王,也就是骆越女王。流传在百色百兰乡那伏村那仗屯的《哭娅王》[4]
,说“天下只有一个母王”,“天下由母王做头领”,不仅人们痛哭悼念,鸟类噤声,甚至所有动物都来哭娅王,歌中涉及的动物生灵除了飞鸟类的麻雀、水鸟、毛鸡、斑鸠、喜鹊、鹧鸪、燕子等,还有家畜家禽类的水牛、黄牛、马、羊、猪、猫、鸡、鸭、鹅等;动物昆虫类的老鼠、蚂蚁、蝼蛄、马蜂、蜜蜂、蝴蝶、蟋蟀、蜘蛛、蜻蜓等;水生物类的鱼、虾、青蛙、田螺、乌龟、螃蟹,等等。麻雀是这样哭的:“母王呀,我是一只小麻雀,
我也来哭我的母王。人家在晒台上晒谷,
我们成群下来啄食。人们就骂我们心黑,说白米谷子都会吃,一天不知要吃去多少,水牛耕田的大把收成,粮食堆满谷桶堆满仓,麻雀吃一点算的了什么?阳世间请别咒骂我们。”

在广西田阳县田州镇那厚村,有一个娅王庙,庙的正中神台上立有三块近圆柱型的条石,上端都裹以红布条。当是原始宗教生殖崇拜的遗韵。抑或是稻粒形象,表达壮人对稻神的崇拜。三条石的前方悬挂一八字形黄色帐幔,帐幔两侧的柱子上悬挂一民族风格的对联,上联是:“布造稻谷雅王兴缘辉百越”,下联是:“祖兴甘蔗承袭那址耀南天”。对联壮汉合一,
“雅”即“娅”,意思是祖母、祖神、女神,“雅王”即“娅王”,也就是女王、祖母王。三条石上方墙上新近绘制了七幅神像,中间三幅,自左至右分别为武将、男神、女神,脚踏彩云。男神持关公青龙偃月刀,但他却不是关公,无长髯,刀刃上竟然缠着一条蛇,别开生面。男神脚下有两龙,女神脚下有两凤。他们都头顶太阳。此三神所处位置,与庙不协调。三神像右侧的两神像,右为男神,左为女神。男神左手持稻穗高举,右手弯于胸前持灵芝。女神露乳赤足,头插两根羽翎,上托一日。左手持稻穗高举,右手弯于胸前持芭蕉。左肩外有一飞燕,右身外侧有一飞凤。三神右侧也是两神像,两神均脚踏云彩。右为水牛王神像,左为女神像。水牛王左手持稻穗高举。女神像则右手持稻穗高举,左手托葫芦曲至胸前。女神左肩外有两飞燕,右侧身外有一飞燕,飞势活泼生动。三女神像当与娅王有关。而直接有关连的当属悬挂于牛王前的铜钟。其上铭文雕刻“娅王庙”三字。娅王庙的主神娅王形象颇为奇特,为一老妇双手双足拥抱太阳,神名为“娅王麽乜”,意思是“娅王麽母”,“娅王”说明她掌握了地方政权;麽即麽教,“麽乜”即麽教之母,说明她掌握了神权,也就是集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力与一身,政权和神权集于一身是古代君王的常规。在“娅王麽乜”的介绍文字中,她被称为“壮始祖娅王”,碑记介绍中称她在右江河谷古代被“崇拜为守护神、爱情神、希望神、幸福神、成就神、丰收神、长命神,是掌握生活之神。”《碑记》中引用了原碑文,有
娅王去世“狂风骤起,千鸟愁至,万兽悲来,雀驾云天”之句,这正是骆越的代码和象征——鸟崇拜。娅王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燕子,是为鸟崇拜点题,娅王因之正是骆越女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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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先生考察娅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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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先生一行在娅王庙与村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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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王像

布洛陀是壮族祖先部落联盟时代部落领袖的综合化身,是母系氏族开始转化为父系氏族时期酋长的典型,壮族的人文初祖。布洛陀在壮语中为baeuqroegdaeuz,baeuq是酋长、老者的尊称,roeg即鸟,daeuz是大人、酋长、首领、领袖,所以baeuqroegdaeuz的意思是“鸟部酋长”、“鸟部首领”、“鸟部领袖”。鸟部后来做大,兼并了多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成了以鸟部落为中心,聚合花部落、雷部落、蛟龙部落、蛙部落、水牛部落、黄牛部落、虎部落、鱼部落、犬部落、天鹅部落、蛇部落等十二大部的骆越方国,所以布洛陀是骆越方国的先祖,骆越方国是布洛陀的后代。在布洛陀时代,以他为代表的壮族先民,创造了光辉的稻作文化,从而成为壮族的人文初祖。商周时代的西瓯骆越方国,是在布洛陀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布洛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布洛陀文化孕育了骆越文化。

2012年,在百色地区平果县甘桑屯发掘出了几十块石板,其上刻满了古文字,初步统计已经有1400多个单子。虽然这些字现在还没有破解,但从探方中出土的文物作为伴随物来判断,专家们一致认为,它们是骆越方国文字。此类文字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说明骆越方国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文明。对于理解骆越方国有能力开辟东路海上丝绸之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骆越方国在其管辖范围各地,文化遗存还很多,而且不同地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丰富多彩,有待后人去挖掘弘扬。这在与“一带一路”的衔接上,意义很大。


1王明富、金洪:《云南壮族“莱瓦”艺术图像集成》1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2王明富、金洪:《云南壮族“莱瓦”艺术图像集成·鸟崇拜》5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3陆辉、廖武仕主编:《铜棺铜鼓之乡——西林》316——317页,西林,县志办公室铅印本,1991。

4黄桂秋著:《壮族巫信仰研究与右江壮族巫辞译注》296页《哭娅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采录于广西百色百兰乡那伏村那仗屯。演唱者:韦美新等。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

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最让人心酸的话,还是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族74村寨文化水平调查报告》里:人数1700多万的壮族,直到如今,仍有近千万文盲,其中750万人是青壮年,处在乡村生产的第一线。汉文学不会,汉语半懂不懂,壮文又不给他们,壮语广播和壮语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也不给他们,他们只好处在信息几乎完全隔绝的境地,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整个壮侗语民族,没有在祖先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上和先进民族赛跑,而是完全处于民族文化传承自我断裂的状态,张皇失措,无法定位。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就算是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决不限仅于炎黄。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惯性在骆越人故地仍在继续。骆越人的后裔们哪怕头上挂上一顶最小的官帽,一旦举家搬入城镇,便迫不及待地拼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保留着古骆越语形态的壮语而言,哪怕在讲官话时带点口音,都要冒着被别人嘲笑和挖苦的危险。自己的子女,干脆让他们与祖居的乡下隔离,恨不得从娘胎里就把子女们民族的母语印记连根拔除。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怪的家庭,家里的爷爷和奶奶不会汉语,来到当干部的子女家里,和孙辈不能交流,因为孙辈不会说壮语。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右江河中段:有关壮人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两大事件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最让人心酸的话,还是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族74村寨文化水平调查报告》里:人数1700多万的壮族,直到如今,仍有近千万文盲,其中750万人是青壮年,处在乡村生产的第一线。汉文学不会,汉语半懂不懂,壮文又不给他们,壮语广播和壮语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也不给他们,他们只好处在信息几乎完全隔绝的境地,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整个壮侗语民族,没有在祖先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上和先进民族赛跑,而是完全处于民族文化传承自我断裂的状态,张皇失措,无法定位。

到了河流的中段,我们要说两个人物;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侬智高,一个是岑猛;北宋时的侬智高的起义和明朝的思田之乱。
侬智高可以称之为一个悲壮的爱国者。侬氏家族世代为中国守边,当受到交趾压迫欺凌,危急万分的时候,自然要向国家求援。可惜当时的主政者耳目昏聩,最终酿成巨大悲剧。爱国者被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镇压,这是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极为荒唐的事件。
史学界喋喋不休,大多感慨侬军的失败,侬智高本人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侬智高起义早已被定性为正义性,但史学界对侬部南迁的重大影响研究极为不足。侬军发端于靖西,首先击破今田东地横山寨出右江谷地。败于狄青之后,侬部仍沿右江河谷西撤,在河谷的上源富宁、广南一带进行了数年顽强的特磨道保卫战。近年来,云南的学者关于侬部西撤、南迁及侬智高本人结局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在这里,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点:侬智高本人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从侬部西撤、南迁过程中,约有近20万壮族群众陆续跟进,不仅在古老的壮泰走廊上撒下了壮侗语民族文化的种子,而且,侬部进入今泰国、老挝境内,为当地早期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整个东南亚,约有9000万人可以互相称对方为“贝侬”,得益于侬部南迁带来的重要影响不少。至于侬智高本人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像宋朝史料记载的那么简略、武断,近年来云南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他本人在率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了分布在东南亚的壮侗语〈侗台语〉民族传说中的伟大英雄。
瓦氏夫人在广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丈夫岑猛却不为人所知,提起明史上惊心动魄的思田之乱,更是了解者寥寥。近年来反映瓦氏夫人事迹的文艺作品,不管是主创者还是主抓这个题材的文化领导,都恨不得瓦氏夫人一出场就让她立即走上抗倭战场。主创者们言之凿凿,说瓦氏最闪光的事迹就是抗倭了,表现她别的人生阶段的事有什么意思。其实,只要用脑子想一想,用点时间研究研究那段明史,就会明白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就会明白瓦氏夫人年近花甲还要拼着老命带着曾孙走上战场的真正原因。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的土司妻子,一个守寡几十年的寡妇,天生没那么伟大,她成为中华的英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瓦氏夫人出征,初衷其实是为了洗涮家族背着所谓“谋反”的罪名。瓦氏夫人的丈夫田州土司岑猛,直到死也没下令向官军射过一枝箭。但他却遭到冤死,而且是死于明军大军进逼,并进行一系列策划之中。关于岑猛之冤,有兴趣者不妨抽空阅读一下黄明标先生在200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瓦氏夫人研究》。正因岑猛遭到冤死,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思田之乱,整个右江河谷,当时的田州、思恩府地界全部爆发了。明廷动员了三省兵力,两年多也无可奈何。最后,明廷换上洞悉内情的王阳明总督两广,他却不费一箭,不死一人,以“抚”的方式使“牵动三省”思田之乱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要从壮族的民族性格上分析。这里,还是要引用梁庭望先生的一段话:“这种性格在表现形态上与北方民族剽悍孔武的外露性格不同,外柔内刚,有如棉里藏钢。文静时如水牛踱步,但如被惹怒,便似水牛跳高坎,瞪红双眼,连老虎也被吓得窜伏深山。”〈《瓦氏夫人论集》第201页〉可以说,假如没有岑猛之冤,就不可能有思田之乱,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年近花甲仍走上战场的瓦氏夫人。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就算是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决不限仅于炎黄。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惯性在骆越人故地仍在继续。骆越人的后裔们哪怕头上挂上一顶最小的官帽,一旦举家搬入城镇,便迫不及待地拼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保留着古骆越语形态的壮语而言,哪怕在讲官话时带点口音,都要冒着被别人嘲笑和挖苦的危险。自己的子女,干脆让他们与祖居的乡下隔离,恨不得从娘胎里就把子女们民族的母语印记连根拔除。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怪的家庭,家里的爷爷和奶奶不会汉语,来到当干部的子女家里,和孙辈不能交流,因为孙辈不会说壮语。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确切地说,就是壮侗语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被忽略了。这就是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试问哪里可以找到如此精美的石器?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河流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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