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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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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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其中有中共中央、红军的总结和宣传,有来自国内媒体记者的报道,特别是与红军有直接接触的外国人写的纪实性文章和书籍,对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对共产党和红军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留用的国民党军队医生,叙说了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直到四川境内的种种见闻,高度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个胜利的奇迹,使全世界对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1937年
4月,在由内战向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范长江访问了延安,历时5天,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采访,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通讯,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介绍了中共领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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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始终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找到了落脚点,保存了有生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在党的建设上实现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转折,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此同时,它还在整体上全面塑造了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全新的形象,承载着人民的嘱托,奔向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场。

在这本书里,斯诺还第一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客观明确的传递到西方世界,又通过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将这些主张继续在中国大地传播,这为接下来的抗日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获得理论启蒙。“统一战线”又称“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概念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

  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十分重视对长征的总结和宣传。首先对长征作出全面总结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中,首次对长征作了全面的总结,阐发了长征的意义。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毛泽东上述对长征的经典论述,发表在1936年1月3日出版的《斗争》第80期上,对统一全党对长征的认识,传播长征精神意义重大。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更能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同时使用;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长征的规模之大,征途之远,时间之长,环境之艰苦,战斗之激烈,牺牲之巨大,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长征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的封锁,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大军流动作战,长驱6.5万余里,足迹遍及中国14省。他们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党和红军的本色和主张。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政党,高举抗日旗帜的爱国者,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思想高度集中统一、政治团结、作风顽强的崭新形象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读完《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我被埃德加·斯诺的客观态度所折服,被里面的事实所震撼,被斯诺作为一名记者的职业素养所折服。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斯诺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代言人。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应时适势的统战工作是一个桥梁,把瑞金和延安两个中国革命重要历史阶段连接起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证明了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组织社会、建设国家的工作途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反共内战。他们在武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同时,利用其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由于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共产党的主张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无法被国外和国内的大多数民众了解,因此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几乎得逞。我们党的形象被严重丑化甚至妖魔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党在民众中形象的改变是和红军长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斯诺在1936年6月到10月间来到陕甘宁边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15年,还是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党派。况且在斯诺到来的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还未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尚未结束(长征结束时间与斯诺离开延安的时间大致重叠)。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红军虽然逃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在陕甘宁三省区的边界找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但是威胁仍然持续。这地方也处在国统区的重重包围之中,经济封锁,政治孤立,舆论封锁,多重困难依旧围绕在共产党身边,等待着我们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去解决。

长征中,蒋介石先后调动300多万陆军、骑兵、空军等,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实力派,还有地方的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也试图趁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以求半独立状态;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既怕蒋介石乘机染指地盘,又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不惜与红军妥协。

  编者按

《西行漫记》封面

长征中后期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从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凯歌。长征及创造这一传奇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尽管国民党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朱毛匪部西窜”“红军已被击溃”之类的消息,但红军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胜利完成长征落脚西北。国民党越是封锁共产党和红军,人们就越是想了解共产党和红军。因此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国内外报刊书籍对红军长征有许多报道。其中有中共中央、红军的总结和宣传,有来自国内媒体记者的报道,特别是与红军有直接接触的外国人写的纪实性文章和书籍,对客观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对共产党和红军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文/雁于飞

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联合政府、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原则、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据;长征中逐步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

作者简介: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他热情赞颂长征,称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一次无与伦比的远征。长征传播了革命的火种,让偏远地区的劳苦大众获得了更加先进的思想武器,点燃了人民的革命热情。长征更磨炼了部队的意志,铸就了更强大的军魂。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

关键词:毛泽东;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出版;长征是;播种机;陈云;国民党;革命;中共

但是,根据地之外的国统区,国民党右派枉顾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及全国人民一直抗日的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共产党在舆论上大肆污蔑歪曲,抹黑共产党的形象,导致全国乃至全世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听不到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然而,这诸多困难里,最难解决的就是这舆论封锁。吃不饱穿不暖,这些问题容易解决,根据地有着许多勤劳的农民,红军里的战士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出身,对于这些中国农民来说,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将这些困难一一克服。唯有这舆论封锁最难打破。由于红军的战略转移,新的根据地没有完全站稳脚跟,舆论宣传工作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再加上叛徒出卖,国统区的共产党的舆论喉舌也遭遇重大挫折,这让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重建工作尚需时日,而共产党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却需要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了解,这使得对外宣传却迫在眉睫,
时不我待。

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整个民族的坚毅和顽强紧紧相连。

所以说,斯诺这么多的“第一次”,真实客观的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让西方世界对这个年轻的党派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在这点上,斯诺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佳的代言人。

二、从长征开始,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统一战线”一词,赋予了饱满的内容。

然而,天公作美,恰在此时,天降奇人埃德加·斯诺,怀着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浓厚的兴趣,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斯诺艰难的到达了陕北延安——中国红色政权的大本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斯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到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共产党,他又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此书一经出版,迅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不利的舆论地位,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客观公正的形象,极大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舆论的封锁,震惊了世界。这本书被誉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必读入门书籍。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范围超出“下层”的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懈斗争,使得劳苦大众对国家危亡、社会黑暗和个人处境有了新的认识,这就使他们在革命中有目标有奔头,所以革命的动力十足,革命的激情澎湃。由于有了毛泽东等人创立的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而且这种斗争还会持续下去,直至这种斗争取得胜利。历史证明,斯诺的预言非常精准,自斯诺第一次离开延安后七十年时间里,无论革命还是新时期建设,中国历史的走向大体如此。

毛泽东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他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这对他获得写作《西行漫记》的素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话又说回来,斯诺一个记者怎么就能成为一个党的代言?也许我们了解了当时的环境和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后,你会赞同我的观点的。

长征;中国共产党;红军;统一战线;毛泽东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

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八一宣言》发表后广泛流传,许多学生读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后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看到后请杜重远帮他联系中共;蒋介石看到呼吁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时,认为借此可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

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贺龙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能够赢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成功的统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以详实的文献和独特视角,从统战政策、民族团结、党派合作等多个角度阐释长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陈延武认为,经过80年的岁月,当我们从团结、统战这个视角回到原点来全面研究长征胜利的时候,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再次启发我们的思考,塑造我们的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较为全面探索了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道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从处理的纷繁而紧迫的民族、宗教问题中,继承了起过积极作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纠正了脱离具体实际民族宗教政策,如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是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规定凡从事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等。

粤系陈济棠是中央红军最早遭遇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10月,蒋介石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是“借刀杀人”,明里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苏区与红军秘谈,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

红军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吸收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或分配少数民族红军干部战士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开办学校培养藏族干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办蒙、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是满族、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是彝族、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马骏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肖福祯是回族阿訇等,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为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政策设计、目标取向,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在历史逻辑中形成,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在时代演进中成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源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

1936年8月,毛泽东负责整个统战联络工作的领导,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马叙伦“西安事变”前后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爱国人士杜重远做东北同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强调统战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开展宣传鼓动瓦解敌军;遵义会议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克服“唯成分”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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