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到大饔飧不给,在江苏下放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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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跃进到大饔飧不给,在江苏下放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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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出乎意料的严重,在村子里转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炊烟,声息全无

《抹不掉的记忆》是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农村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五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也看到中央对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新华社干部下放山东“重灾区”
我们作为新华社的下放干部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

宣城县: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基层干部反映,这里的老百姓过日子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二种是挨着过

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风”之灾:草根树皮成为农民主要食物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
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简称“五风”)。
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国际太阳娱乐网站2138,!”
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

槿 桴

○我们比当地干部还苦,虽然带了一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规定,都没有用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98期

○在扭转形势的措施中,我们感觉效果最明显的是恢复自留地

03 “五风”在全县泛滥

○山东少数社队,从偷偷搞逐渐发展到半公开、公开搞包产到户

反右倾运动使得反映实情讲真话的人被批挨斗,浮夸讲假话的人立功受奖,结果是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更加盛行。

*张广友,时为新华社国内农村部记者,被下放到山东惠民农村,任惠民县大于公社大于村包队干部。

1959年秋季至1960年上半年,宣城农村再次大刮“共产风”。1960年2月县委提出“全县14个公社争取在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中分批完成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的口号,大借支援协作为名搞穷富拉平,县收社有,社收队有,队收社员私有人所有,平调劳力和各种物质。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和1960年两年时间,无偿平调土地43584亩,房屋2051间,耕畜77头,大型农具98750件,劳动日3611875个,粮食种子2800担。层层破坏了1959年2月中央确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响应县委的号召,各公社也加快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如寒亭公社在这一口号下一股劲地扩大社有,企图抢先过渡,结果是以前竹园兴旺、猪源丰富,到1960年是竹园毁光,一家一户的老母猪几乎搞尽,大小农具毁坏6000余件,房屋拆毁4000多间。群众说,“‘共产风’刮得鸡豚不留。”

1960年12月16日,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下放干部的一员,和新华社其他下放干部一起奔赴山东,开始了在山东下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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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华社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成两队,分别包了两个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惠民队的领队为任丰平,是一位三八式干部,行政12级,曾任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沾化队的领队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他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我是惠民队的。我们这个队有40多名下放干部,被分配到两个重灾区的公社包队,分别任区委或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干部。我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渡难关,生活了将近两年。1962年9月提前完成任务,又调回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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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省五级干部大会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也到处泛滥。如水利兴修,在无规划设计的情况下,组织千军万马全县大办水库多达108座,结果成库率不足1/3。还有农民不愿干的事,干部硬逼着农民去做。如1960年秋种时,水阳公社领导要在水阳江上拦河打坝,农民说仅凭现在的条件去拦河打坝,等于是挑沙填海。但公社领导执意不听,硬逼各队抽调劳力去干,结果坝未筑成,且影响了秋种,仅总管大队就少种午季130余亩。在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性普遍遭到挫伤的情况下,一些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指挥生产,干部打人骂人现象时常发生,而且象瘟疫一样相互传染,一时打人骂人成风。如城关公社有个大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87人中,吊打过社员的就有38人,占43.6%,被吊打的社员有441人,占该大队社员总数的28%。特别严重的是寒亭公社一个大队,大队一级干部14人就有10人吊打过社员。据1959年的统计,全县大队、生产队干部10388人,有严重打人骂人行为的干部1614人。其打人方法有打、捆、吊、冻、晒、饿、跪、游街、淹溺、灌辣椒水、坐飞机、空中吊桶、乌龟划水等,手段千奇百怪,恶劣之极。基层干部打骂群众,而他们也常被领导批、骂、罚,特别是完不成任务就有可能被批斗、停职、撤职、关押等,弄得有的公社干部一听是县里某领导打来的电话,接电话的手就发抖;县直有的干部一到县委某领导办公室,腿就发抖等。

1960年12月18日,我们赶到济南时,正赶上山东省委、省政府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召开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下放干部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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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这次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的是新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仍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检讨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时,都讲到了山东的灾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说,今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有所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

全县浮夸风反映在粮食强征强购上更为严重。1959年秋,全县粮食产量已成定局,可县委领导将全县粮食产量按亩产800斤上报为46000万公斤,多报了26195万公斤,超过了实际产量的1.3倍,结果获得了粮食“超纲要县”的虚假荣誉。为了向地委“报喜”,县委于1959年12月24日虚报一天之内完成皮棉入库3430担,事实上在以后3个月的继续收购中还未完成这个数字。县委领导浮夸,压的下面也搞假。县里开会,公社、大队干部总是带着两本帐,报哪本,主要看“风向”。生产指标是层层套,级级加,达不到要求就向下压。

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刚从外地调任淄博地委第一书记的王成旺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大跃进”时期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的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重灾省份之一,鲁西北的惠民、德州、聊城的灾情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比较重,其中尤以惠民地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革命老区。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致使经济贫困落后。近几年来,这里的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由于引黄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造成全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前,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都在增加。

浮夸带来高估产和高征购。1958年,地区根据宣城县上报的浮夸情况,核定全县粮食征购任务为20640万斤,县委抽调360名干部下乡搞粮食征购工作,截至12月底征购入库的粮食也只有16443万斤,占包干任务的78.8%;1959年地区下达宣城县包干指标32500万斤,实际征购粮是13036万公斤,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这一任务,县委连续3次大搞反瞒产,强迫干部报粮、交粮,到处大搞假现场会,向农民征购粮食,将农民留用的口粮也强行征收。据县委1963年给省委的报告称,县委第一书记田照临提出:“下狠心,不管什么粮食都集中起来”,连非耕地、自留地收获的粮食也宣布“纳入国家计划,不准私有”。如城关公社领导明知下面没有什么粮食,还在张锦大队开假现场会,算上许多复打复收的假帐向县委汇报,逼群众交粮食。狸桥公社全社连口粮、种子只收了65万公斤,而公社领导被迫向上保证可以完成90万公斤,结果把农民的什么粮食都搞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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