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大师教诲,语言研究中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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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大师教诲,语言研究中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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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圣陶、吕叔湘等著的《大师教语文》一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我国三个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书中的资料尤为珍贵,在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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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教语文》 叶圣陶、吕叔湘等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际太阳娱乐网站2138,学人小传: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1904年12月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进修。1938年回国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等。1998年4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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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圣陶、吕叔湘等着的《大师教语文》一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我国三个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

家国情怀

《大师教语文》 叶圣陶、吕叔湘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师开讲座
盛誉传京城。第一阶段,是从1962年夏天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有志青年涌入国家机关投入建设高潮。他们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独独没有经历文化学习的高潮。这一缺憾引起了孙起孟和张知辛这两位有识之士的关注。已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我父亲张知辛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中不幸含冤而逝。他们志同道合,决定举办一个面向广大在职干部和教师的“语文学习讲座”。这一倡议得到在京的40多位语言文学名家的大力支持,其中既有叶圣陶、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语言大师,也有老舍、冰心、赵朴初、赵树理、周振甫等文学大家。“语文学习讲座”于1962年夏天开班,平均每周一期,每次听课者都达千人以上。叶老说:“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除面授外,举办者还通过发布录音和讲义等函授方式,使更多的学员受益。讲座共举办200多期,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中断。

吕叔湘先生生于1904年,故于1998年,可以说是一位世纪老人。

由叶圣陶、吕叔湘等著的《大师教语文》一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我国三个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

讲义印成书
发行逾百万。上世纪70年代末期,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提高语文水平的需求又一次显现出来。在秦城监狱非法关押8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孙起孟想到“语文学习讲座”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提出编辑出版讲义的设想。他将这副重担交付于我,并强调说:这也是你父亲的遗愿。此即延续“语文学习讲座”生命力的第二个阶段。值得庆幸的是,大师们讲课的200多篇讲义躲过了“文革”的涂炭,完整保留下来。为适应劫难后全民族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将讲义按文体编为7辑:《语文学习的基础》《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评》《应用文写作》《现代文选讲》《古代文选讲》和《诗词选讲》,定名为《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全书约120万字,叶圣陶、吕叔湘分别撰写了序言,赵朴初题写了书名。两年之内增印五次,发行量超过百万。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现代汉语的创立和定型,吕叔湘正是这一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位实践者。20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年,吕叔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学术大家,是与新文化思潮分不开的。1988年,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思想中起作用。”

大师开讲座
盛誉传京城。
第一阶段,是从1962年夏天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有志青年涌入国家机关投入建设高潮。他们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独独没有经历文化学习的高潮。这一缺憾引起了孙起孟和张知辛这两位有识之士的关注。已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我父亲张知辛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中不幸含冤而逝。他们志同道合,决定举办一个面向广大在职干部和教师的“语文学习讲座”。这一倡议得到在京的40多位语言文学名家的大力支持,其中既有叶圣陶、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语言大师,也有老舍、冰心、赵朴初、赵树理、周振甫等文学大家。“语文学习讲座”于1962年夏天开班,平均每周一期,每次听课者都达千人以上。叶老说:“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除面授外,举办者还通过发布录音和讲义等函授方式,使更多的学员受益。讲座共举办200多期,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中断。

在主编讲座《丛书》的8个月里,我与大师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到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学问生于道德,精深出于认真”的中华民族古训和美德。叶圣陶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出版家。他二话不说承担起了写序的任务。为此,还专门邀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蒋仲仁先生和我,到他家“商量商量”。而商量的内容竟然是他老人家亲自起草的序言提纲。叶老曾对我说:“一向不肯马虎是我的脾气。”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王力是着名的语言学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文章那一段最后一句应删去。你看看是否收得住?请你代我补一句结束这一段话,好吗?”大师们精益求精的作风和虚怀若谷的美德,令我难以忘怀且终身受益。我们铸就自己,不能背离道德和认真。

吕叔湘14岁时考入常州中学,那是一所带有洋学堂色彩的现代中学,不仅有国文、数学、英文等常规课程,课外还开设了国乐、工艺、陶器、书法等兴趣活动,比如他们的音乐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天华。

读传世经典
承大师精神。第三个阶段,即指当今。当今的语文学习存在不少困惑和误区。语言界有识之士多年呼吁纠正语文教学中的偏差,如今虽然有了改变的迹象,但仍需造势形成强力推动的社会气场。这使我联想到30年前出版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大师们的学术成就是我们仰望的一座座高山,他们对普通人的讲授又如高山上融化的冰雪,涓涓细流浇灌着民族大众的心田。于是,2014年3月,我在北京与从事大学教育的大妹妹张明非教授、妹夫黄介山教授共同商议,决定顺应新的形势,重新编辑出版具有重要价值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并更名为《大师教语文》。

吕叔湘18岁中学毕业考大学,选择了东南大学的文理科。这个选择,还是出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当时,吴宓和梅光迪两位教授创立了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等课程,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吕叔湘在大学期间还修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教育、哲学、政治、经济等课程。他在晚年回忆时说:“由于大学里是这样学习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一点,变成一个杂家。”“有点杂家的底子,在专门研究某一门的时候,眼界就比较开阔,思想就比较活跃,不为无益。”

《大师教语文》与《丛书》有以下不同:一是在保留原书基本内容的原则下,对原有篇目进行了筛选,对一些文字也有所删节;二是编辑体例由原来的按文体分为7辑,改为按作者排序分为上下两卷;三是增加了作者生平事迹简介和照片;四是首次发表了上世纪60年代开办讲座、80年代编辑《丛书》的相关照片及多帧大师手迹。鉴于本书的27位作者大多已辞世,这些资料尤为珍贵,使得本书在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收藏价值。《大师教语文》是一部空前绝后的着作。说空前,因为在此之前还不曾有过几十位当代语言文学大师和专家,共赴一课堂向普通大众授业解惑的盛举;说绝后,因为我们不再乐观地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高山仰止的大师群体。因此我们说,这部书是经典,是传世之宝。

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吕叔湘又考取了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此时的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工作实践使其认识到,民族复兴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实际的工作。1931年,一个偶然机会,他负责整顿北平医学院的图书馆,后又主持过苏州中学的图书馆管理。由此他深知,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推动文化教育至为重要。“现代的图书馆不同于古代的藏书楼。藏书楼的主要任务是保藏;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是流通。藏书楼的服务是被动的,单一的;图书馆的服务是主动的,多方面的。藏书楼是孤立的;图书馆构成网络,伸向全国,伸向全世界。”

就这样,为了学习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吕叔湘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留学方向——图书馆学。那时他的理想是,学成归国后,从江苏省图书馆的改造和整顿入手,为民众的文化事业提供最切实的服务。

1936年2月,吕叔湘从上海动身赴英,踏上了海外求学的旅程。“此身未必终异域,会有买舟东下时”,这是那年春天他在牛津写下的诗句,彰显了一颗报国之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旅欧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境况忧心如焚。那年中秋,侵华日军的战火燃至上海,而吕叔湘和好友向达还无奈地在伦敦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吕叔湘在依据《红楼梦》研究汉语语法,向达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检阅所藏敦煌卷子。吕叔湘把自己翻译的《文明与野蛮》赠送向达时,在扉页上题诗:“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

抗战烽火阻断了吕叔湘的报国梦,他匆匆提前回国,跟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在祖国的西南从事教学和研究。从香港,到长沙、广州、河内、昆明、成都,所到之处,民众的积弱,恶吏的横行,家园的残破,无不触目惊心。

194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投降,吕叔湘一家是晚上听见外面卖报的叫卖号外才知道的。闻此消息,全宿舍顿时欢腾起来。孩子们乱唱乱跳,吕叔湘和一些教职工自发地进城游行庆祝。半夜他回来后激动地对孩子们说:“杜甫的诗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你们明白吗?”

1949年,吕叔湘终于迎来了朝阳一般的新中国。这一年他45岁,正是年富力强。在他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吕叔湘夫妇那段时期拍摄的一张合照,照片背后是他的亲笔:“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

吕叔湘真的焕发了青春。他全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自1953年底开始起草,至1954年9月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吕叔湘从1954年3月起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

1954年3月初,宪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邀请了胡绳、叶圣陶和吕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条推敲字句;3月下旬,中央正式提出了宪法初稿,起草委员会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从不同角度讨论宪法草案,以及五个组织条例,乃至刘少奇关于宪法起草的报告等各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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