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唐后乐府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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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唐后乐府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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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并兴盛于唐代的新题乐府,在经历了“元白”时代之后,便演变为四种类型,即“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在由唐而清的历史长河中,“即事类乐府”的某些功能、特点等,不仅渐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而且于明末清初之际消歇殆尽。“歌行类乐府”在宋、元、明三朝,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宫词类乐府”与“竹枝类乐府”,则以参与创作的诗人之多,成果之众,特色之鲜明,而构成了明清新乐府史上最为绚丽的两道风景线。

作为唐人乐府诗创作实践指导与经验总结的唐代乐府诗学,既是唐前乐府诗学的总结与发展,又是唐后乐府诗学的重要参照,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学史上继往开来之集大成。结合唐代礼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创作实际,对唐代乐府诗学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并借之探讨唐代乐府诗创作的发展轨迹,既是重要的乐府诗学研究课题,又是独特的乐府诗史描述维度。
唐代乐府诗学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
唐代乐府诗人基本都有自觉的乐府诗学意识,整个社会也有一种浓厚的乐府诗学氛围,故而唐代乐府诗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内容繁复、类型多样,需要系统梳理。
上层建筑的礼乐思想与言论。上层建筑的礼乐思想与言论,既是唐代乐府诗学的构成内容,也是研究唐代郊庙、燕射、鼓吹等歌辞与新声乐府的重要依据。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徐坚等《大唐开元礼》、王泾《大唐郊祀录》、刘贶《太乐令壁记》、杜佑《通典·礼典》《乐典》以及《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等典籍。
乐府诗人的诗学思想与言论。乐府观念、乐府诗创作方法、乐府诗品评鉴赏等诗学内容,在唐人诗作、诗序、书札及其他应用文体中,都有体现。诗作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白居易《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等;诗序如卢照邻《乐府杂诗序》、白居易《新乐府序》、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元稹《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以及元结、皮日休等人系乐府、补乐歌、正乐府序等;书札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另外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白居易《策林》中的《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议文章》《采诗》等应用文体,无不体现了诗人的乐府诗学思想。
乐学典籍的诗学思想与言论。唐人撰着了大量乐学典籍,主要有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郗昂《乐府古今题解》、刘餗《乐府古题解》、沈建《乐府广题》等解题类着作,武后《乐书要录》、徐景安《历代乐仪》、刘贶《太乐令壁记》等乐学专着,以及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郑处诲《明皇杂录》、段安节《乐府杂录》等乐类笔记,是了解唐代乐府诗学的重要文献。
唐代乐府诗学理论与创作的内在联系
礼乐文明观念与朝廷乐章创作。朝廷乐章是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宣示政权合法性与维护政权稳定性是其最基本功能,它主要在王朝“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得以产生。从礼乐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唐代的朝廷乐章,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如武后时期郊庙歌辞与前后相比有何不同?盛唐雅乐歌辞在体式、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上有何特点?胡震亨《唐音癸籖·论唐初乐曲散佚》中细述唐代朝会燕射歌辞大量散佚的现象,认为史家难辞其责,其深层原因何在?柳宗元《唐鼓吹铙歌》十二曲反映怎样的礼乐文化思想?等等。
古题乐府诗学与古题乐府创作。初唐四杰及沈宋等人以乐府古题为文学革新工具,在声律探求中寻体式新变,促进了近体格律诗的成熟。李白在充分了解乐府自身传统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和变革乐府经典文本,形成自己独特的“古乐府之学”。韩愈《琴操》组诗吟咏各曲本事,以摹仿古辞阐明道德理想,借诗明道。张籍、王建、李绅、元稹、贯休、齐己等人学习诗骚与汉乐府精神,创作“莫不讽兴当时之事”的古题乐府。可以说,古题乐府至唐而趋鼎盛,不仅留下众多经典,也丰富了乐府诗学理论体系,其诗学观念与创作手法等均在中国乐府诗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新声乐府诗学与新声乐府创作。近体律绝是唐代新声乐府的主要代表,其创作与传播都与乐人关系密切。王士祯说“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多少反映了唐诗创作与传播的基本实情。唐代近体律绝的发展成熟过程及其与宫廷的内在关联,唐诗入乐方式及其反映的歌辞创作生态,唐代入乐作品之题材、体裁、风格及审美趣味方面的特点,等等,都是新声乐府诗学与新声乐府创作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唐代新声乐府代表性人物王维,其歌诗被乐人选取或截取入乐者最多,其原因为何,又反映当时什么样的审美趣味,也值得专门考察。
新题乐府诗学与新题乐府创作。新题乐府是特定诗人群体礼乐文化思想、诗学思想与歌诗创作实践结合的产物,最富诗学意义,可谓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学思想的集大成。杜甫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恢复《诗经》、汉乐府中的写实精神。张籍、王建等人“莫不讽兴当时之事”的古题乐府,也直接对元、白新乐府创作起到开启或先锋作用。及至元、白高举新乐府创作大旗,在不断的诗文唱和与书信往来中,将唐代新乐府创作推向历史顶峰。此外,元结、皮日休等人意在恢复《诗经》与古乐府传统的系乐府、补乐歌与正乐府创作,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新乐府诗歌体系。
唐代乐府诗学的历史影响
乐府诗能作为兼备诸体的特殊诗体被世人接受,关键有三。其一是汉武帝立乐府、作乐歌、定郊祀之礼的文化举措,延续了先秦《诗经》所具有的礼乐文化精神。其二是班固《汉书·礼乐志》与《艺文志》的“乐府”书写与建构所塑造的乐府观念,引发文人对乐府的青睐与追捧,开启了美化与粉饰乐舞表演的先河。其三是唐代的乐府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不仅把乐府诗的源头上溯到诗骚层面,而且以具体理论与实践将这种诗体与朝廷教化和文人事功理想联系起来,使其具备表现事功理想或明道载道的文化内涵与崇高地位,完成了从礼仪到思想的转变。
在唐代得到确认的乐府诗体的这些文化内涵,对后世乐府诗歌理论与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将《文苑英华》《唐文粹》对乐府的收录与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郭茂倩对古乐府的看法和分类基本源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其近代曲辞与新乐府辞两大部类基本以唐人的乐府创作实践为依据,《乐府诗集》编撰实际上是对唐人乐府观念与创作的一个总结。《通志·乐略》《乐书》《文献通考·乐考》《唐音癸签·乐通》《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钝吟杂录》等着作中的乐府理论,历代诗话中的乐府诗批评鉴赏,历代诗评家的乐府诗学理论与诗歌选本,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唐代乐府诗学的影响。
就乐府诗创作而言,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编撰及李白的古题乐府创作实践,为后世的古题乐府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写作范式,引发后世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模拟,杨维桢、李攀龙等人即是如此。但更应注意的是,元稹、白居易等人远法诗骚的新乐府理论与创作实践,确立了乐府诗应具有教化功能和体现事功理想的客观认识,奠定了后世文人乐府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唐人新乐府之于元明清而言,亦已是“古”,故而时人的许多所谓拟古乐府,实乃元白所提倡的新乐府,主要受元白新乐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杨维桢所倡的“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李东阳所倡的“溯流唐代”与“诗必盛唐”,无不如此。

乐府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唐后乐府”。“唐后乐府”的“唐后”,所指为宋、辽、金、元、明、清六个朝代,其间凡九五〇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其成就既卓,影响亦众,且名篇佳作,应有尽有,而所涉之题材领域,则较“前乐府”与“汉唐乐府”更为宽广与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数量,为前两个阶段总数的十数倍,仅以竹枝类乐府(含具有竹枝词特点的绝句诗,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具体详下)为例,“前乐府”虽无竹枝词可言,“汉唐乐府”也只有七人整三十首[1],但清代却有二二〇〇〇首之多[2],这一实况表明,宋、金、元、明、清之竹枝类乐府,乃是甚为繁荣昌盛的。依此而推之,“唐后乐府”为中国乐府诗史上的一方重镇,则乃不言而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下将“唐后乐府”九五〇年的发展概貌,分为四个时期,略而述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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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辽金乐府诗一瞥

文学史们一般认为,所谓“新乐府”即新题乐府,其肇始于唐代的盛、中唐之际。郭茂倩《乐府诗集》其收新乐府十一卷,并认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郭茂倩对新乐府的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唐代新题乐府的实际情况,这里不作讨论,但就其所收录之十一卷新乐府言,可知在郭茂倩看来,新乐府主要是由两部分所构成的,即其一为“新题乐府”,一为“乐府杂题”,前者如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等,后者则有温庭筠《乐府倚曲》、陆龟蒙《乐府杂咏》等。而事实上,《乐府诗集》的这一分类并不科学,原因是兴起于唐代的宫词与竹枝词等,均未为其所收录、所分类。此外,仅就唐代而言,还有数以百计的“歌行乐府”,也没有为收录与分类。这一实况表明,兴起于唐代的新乐府,在《乐府诗集》中是未得到应有之处理的。有鉴于此,本文特着眼于乐府诗史的角度,对新题乐府在由唐而清之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导致新乐府兴盛与消歇的原因等,作一具体考察与观照。

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在今河南开封即帝位,改元建隆,历史上的宋朝,即因此而始;公元一一二七年,宋室南迁临安,史称南宋,一五二年后的公元一二七九年,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辽建国于公元九〇七年,最初国号为契丹,二十二年后改国号为辽,五十四年后复称契丹,八十三年后又仍称为辽,再五十九后的公元一一二五年,为金所灭。在辽建国二〇八年后的天庆五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镇建立大金国,并改年号收国,其后迁都燕京,并再迁都汴京,至金哀宗天兴元年,为蒙古所灭。从辽建国的公元九〇七始,至金为蒙古所灭的公元一二三四年止,其间凡三二七年,此即为“唐后乐府”阶段之宋、辽、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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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府诗史上的新题乐府

宋、金、元三朝的乐府诗,以两宋为主,金次之,辽则再次之。

新题乐府是乐府诗史上可与旧题乐府互为媲美的一种乐府诗品类。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收录了唐代“新乐府辞”十一卷,但其只是唐代新题乐府的一个极少部分。比如李白,十一卷“新乐府辞”仅收录了其7题17首诗,即《笑歌行》1首、《江夏行》1首、《横江词》6首、《静夜思》1首、《黄葛篇》1首、《塞上曲》1首、《塞下曲》6首;如果将
“近代曲辞”所收录之《清平调》3首、《宫中行乐词》8首一并算上,其实际也只有9题28首。这一数量,与李白现所存见之新题乐府实况,差别甚大,因为李白现所存见的新题乐府,乃有104首之多[1]。又如王维,《乐府诗集》收录了其《老将行》1首、《燕支行》1首、《桃源行》1首、《洛阳儿女行》1首、《扶南曲》5首、《渭城曲》1首、《昔昔盐》1首、《伊州》1首、《陆州》1首、《昆仑子》1首、《思妇乐》1首、《戎浑》1首、《浣沙女》1首、《一片子》1首、《拍相府莲》1首,凡15题19首(含
“近代曲辞”10首)。但王维新题乐府的实际数量,据拙著《王维新考论》之所考,总为83首,即《乐府诗集》少收录了64首。这两例足以表明,《乐府诗集》对于唐代新乐府的收录,乃是极为有限的,因之,其不能作为对唐代新题乐府认识的依据,也就显而易见。

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所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之分。宋代的旧题乐府,与唐代的旧题乐府大体相同,即其皆属模拟汉魏、六朝乐府而为[3],且介入的诗人数以百计,如梅尧臣、司马光、苏轼、陈与义、文彥博、张方平、张载、周紫芝、戴复古、刘克庄、汪元量等,即皆为当时乐府诗界之闻人。其中,张载(1020—1077)为著名的理学家,却以一组《古乐府》而闻名当时,而陆游(1125—1210)则以三十四题五十三首之量,成为有宋一代创作旧题乐府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旧题乐府,诚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之所言,“其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4]。以中国书店版《剑南诗稿》为例
,其中如《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行路难》等,即皆与“言恢复”相关,而构成了宋代旧题乐府中的一个闪光亮点。宋代旧题乐府的特点,要而言之,主要表现为:注重时事与今事、新事,而少有涉及“本事”或旧事者,如梅尧臣《猛虎行》、司马光《苦寒行》、刘敞《猛虎行》、周紫芝《公无渡河》、李弥逊《行路难》、陆游《悲歌行》等,即皆属如此。而陆游的五十多首旧题乐府,则又可称之为这方面的一个典范。由于“五代之乱,雅乐废坏”[5]、“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6]的原因,导致了宋代旧题乐府均与音乐无涉,即便能为人所传唱者,所配乐也为作者或歌者自制之新乐,或者以它曲而为之,对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一章第三节已言之甚详,此不具述。讲究形式美。这一特点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句式的齐言,二为对偶句的运用,三即近体与古体兼为。

而实际上,乐府诗史上的新题乐府,乃是由唐而清,数以万计的,仅清代竹枝词就有25000首的实况,即足以证实之。对于这些数以万计的新题乐府,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一章,乃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即: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其中,后二类主要是繁荣与昌盛于明、清两朝,且数量众多,佳作迭出,而成为新题乐府发展的两大方向。为便于认识,下面对这四类新题乐府略作述介如次:

由于“靖康之变”的历史原因,南渡后的宋室,多次遭受金国与蒙元的侵袭,因之,抗金与抗元,即成为了当时许多诗人关注的大事,所以,这一时期旧题乐府所反映的题材与内容,几乎无不与此关系密切。仍以陆游为例,上举其《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等,即皆为其以旧题乐府反映抗金、爱国思想之篇什,其中尤以《悲歌行》之“抗胡”主张最为强烈。而诗歌在南宋就有“诗史”之称的汪元量(1214—1317后),其《水云集》中的《燕歌行》一诗,因从另一角度写出了诗人的悲伤与愤慨,而成为南宋旧题乐府中的一篇佳构。全诗为:

即事类乐府。这类乐府诗,是新题乐府的代表,也即为诗人们直面社会现实的一种产物,故“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乃为其关键所在。在唐、宋、金、辽、元诸朝代的诗人中,不仅介入即事类乐府创作者众多,而且名篇佳作也非少,如白居易《新乐府》50首、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王禹称《感流亡》、苏舜钦《田家词》、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10首、欧阳修《食糟民》、刘兼《征妇怨》、方回《路傍草》等,便皆为其例。而“病时”、“忧黎元”、“裨补时阙”等,则为这类新题乐府最核心、也是最本质的特点。

北风刮地愁云彤,草木烂死黄尘蒙。捶鞞伐鼓声冬冬,金鞍铁马摇玲珑。将军浩气吞长虹,幽并健儿胆力雄。车轧轧,驰先冲,甲戈相拨声摩空。雁行兼贯弯角弓,披霜踏雪渡海东。斗血浸野吹腥风,捐躯报国效死忠。鼓衰矢竭谁收功,将军卸甲入九重。锦袍宣赐金团龙,天子赐宴葡萄宫。烹龙炰鸾割驼峰,紫霞潋滟琉璃钟。天彦有喜春融融,乞与窈窕双芙蓉。虎符腰佩官盖穹,归来贺客皆王公。戟门和气春风中,美人左右好花红,朝歌夜舞何时穷。岂知沙场雨湿悲风急,冤魂战鬼成行泣[7]。

歌行类乐府。这类新题乐府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正格与变格。“正格”的歌行类乐府,即前人所言之“歌行乐府”或者“乐府歌行”,也即其诗题是以“歌”或者“行”结构的,如王维《燕支行》、王昌龄《从军行》、李白《江夏行》、刘禹锡《淮阴行》、杨维桢《梦游沧海歌》等。而“变格”的歌行类乐府,则诚如胡震亨《唐音癸签》所言,诗题是以“引”、“曲”、“谣”、“篇”、“叹”等结构的[2],如田锡《结交篇》、王郁《游子吟》、杨维桢《花游曲》(此系拟李贺的同题之作)等。这类乐府诗题材既广,内容亦甚丰富,因而在咏写对象方面,乃无所不包含。

此诗最大的特点,主要在于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地域限制,而将当时北方元军士兵的不幸遭遇进行了如实述写,以表示对其之关怀与同情。当时的情况是:汪元量在南宋亡国之后,因受元人胁迫而随三宫北迁大都,并于北方羁留达十余年之久,这首《燕歌行》即为其羁留大都时的产物。诗的最后两句以“自问”的形式,既表达了作者对元兵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又于蒙元“将军”们的荒淫生活进行了无情批判。全诗对战争的描写,对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歌颂,以及对环境衬托的艺术处理等,都堪与唐人高适的《燕歌行》媲美。

宫词类乐府。宫词类乐府以宫词为主,兼及拟宫词、香奁词、宫中词等,而为《乐府诗集》卷八十二所收录之李白《宫中行乐词》8首,则为其之滥觞。这类新题乐府以反映宫庭生活为主旨,因而具有高贵性、典雅性、史料性等特点,唐代以王建《宫词》100首问世最早(此专指大型连章体宫词),也最具有代表性。宫词类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新题乐府的一方重镇,故而由宋及清,不仅佳作连连,各种形式之宫词应有尽有,而且所咏写对象还可补正史之阙,如明代周定王朱橚《元宫词》100首,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除了旧题乐府外,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等,也颇具成就与特点。“即事类乐府”指的是“即事名篇”之类的新乐府,如王禹偁《畲田词》、苏舜钦《田家词》、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杨万里《圩丁词》、周紫芝《圩氓叹》、谢翱《废居行》等,这些诗或病时,或伤民,均与唐代“忧黎元”的新乐府精神一脉相承。宋代的宫词类乐府相当繁荣发达,且多为连章体之作,如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张公痒、胡伟、周彦质、王仲修、岳珂等人,就都有整百首的《宫词》传世。而宋徽宗的《宫词三百首》,不仅是宋代宫词数量最多的一组大型连章体,而且也代表着宋代宫词类乐府的最高成就,并给明、清时期的宫词创作以很大影响。

竹枝类乐府。这是乐府诗史上参与创作的诗人最多、成果数量唯一突破25000首的一类乐府诗。作为新题乐府,竹枝类乐府除竹枝词外,还包舍一些柳枝词、杨柳枝、竹枝子、竹歌,以及其题虽为古体诗题、形式则实为竹枝词的作品,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不独如此,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还开创了“诗注合一”的竹枝词之先例,且注释之文字量乃数倍、甚至是十数倍于竹枝词本文,因而在当时及其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也是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所构成,但后者之于前者而言,却简直是无以相比的。据张涤云等《全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郭元釪《全金诗》等可知,辽代的旧题乐府,仅有邢具瞻《出塞》一诗,金代则有近三十首左右,如李献甫《长安行》、雷琯《商歌》十首、萧贡《古采莲曲》、王郁《古别离》、元好问《步虚词》三首等。其中,最值一读的是雷琯《商歌》十首。这组旧题乐府以“诗序合一”的形式,将“秦民之东徙者,馀数十万口,携持负载,络绎山谷间,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室庐,饥羸暴露,滨死无几”的实况,进行了如实反映,颇具“悲不可禁”的感人力量。全诗语言朴实,情调悲婉,作者的爱国之心与忧民之情,即皆从中得以充分体现。

最后还需言及的是,兴盛与繁荣于元、明、清三朝的咏史乐府。就创作规模、作品数量、成果形式等方面言,咏史乐府是乐府诗史上唯一可与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媲美的三大类乐府诗之一,但其却并不能称之为新题乐府的一类,而此,也是拙著《唐后乐府诗史》自始至终都只称其为“咏史乐府”而不称“咏史类乐府”的关键性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明、清三朝的咏史乐府,既有旧题,也有新题,如杨维桢著名的《铁崖咏史》,即属于交织着这两类乐府题的代表作。《铁崖咏史》凡八卷,是一部典型的咏史乐府集,其中既有如《梁父吟》、《长门怨》、《君马黄》、《将进酒》这样的旧题乐府,又有如《单父侯》、《芦中人》、《大良造》、《天下士》这样的新题乐府,因之,归其于旧题乐府而不可能,归其于新题乐府亦同样不可能。正因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即以“咏史乐府”目之。虽然,咏史乐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新题乃明显地多于旧题,但其却仍然不能归类于新题乐府,否则,存在于其中的那些旧题就很难言说清楚了。

辽、金二代介入新乐府创作的诗人,现可知者,共有三十七人,即辽十二人,诗十二题二十二首;金二十五人,诗一二○首左右,合计一四○余首。辽代的代表诗人为萧观音,诗二题十一首,金代的代表诗人为元好问,诗三十九题五十六首[8]。萧观音生卒年无考,其代表作为《十香词》十首,所写皆为其在宫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具有较强的自传体性质。元如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诗人,其五十六首新题乐府,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丧乱诗,忧民诗,都城诗,其中前二类为其精华,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丧乱诗的代表作,有《续小娘歌》十首、《西楼曲》、《后芳华怨》、《湘中咏》、《南冠行》等,主要述写战争对家、国的破坏;忧民诗的重点为农村题材,所以称之为“农村乐府”,代表作有《宛丘叹》、《驱猪行》等,是作者在任宛丘县令时的“即事名篇”之产物。此外,金代诗人这迎的《河防行》、《修城行》、《淮安行》、《摧车行》、《败车行》等,也颇具元好问《驱猪行》等之鲜明时代特征的。总体而言,辽、金二代的新题乐府,以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为其重点,其数量虽然远不及宋代的同类之作,但在成就与特点方面,却一点也不逊色。

二、新题与旧题之互为关联

二、蒙元之新变古乐府

文学史著作或者高校教材,一般认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乃存在着一种较为清晰的脉络,即由元结而杜甫,再由杜甫而元稹、白居易,也就是说,元结的《系乐府》12首,为具有“病时”、“伤民”特点的新乐府之始。所谓“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所指其实就是上之所言的即事类乐府,而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王维《老将行》,即正是这类新题乐府的代表作。所以,若溯新题乐府之源,王维《老将行》理应是在元结《系乐府》12首之前的。如果从乐府杂题的角度审视,则由隋入唐的谢偃《新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唐代新题乐府的第一诗,原因是《乐府诗集》将其编在十一卷“新乐府辞”之首。这样看来,可知无论是就新题乐府以论,抑或是以乐府杂题而言,元结的《系乐府》12首都是不能称为新乐府之始的。换言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辞”表明,唐代“新乐府运动”并非肇始于元结的《系乐府》12首。

蒙元一代的乐府诗,主要是由旧题乐府、新题乐府、“新变古乐府”三者所构成,且后者的诗人之多,数量之众,成就之卓,影响之大,乃远非前二者可比。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元代乐府诗迥异于“前乐府”、“汉唐乐府”与宋代乐府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元代乐府诗的这种“迥异”特点,对于明、清两朝的乐府诗而言,也是颇具影响的,而明代的乐府诗,则又尤为明显。

唐代的新题乐府创作,虽然曾演变为一场文学“运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参与的诗人却并不多,而此,也是一些
“新乐府诗派”研究者,只是围绕着元稹、白居易、张籍、李绅、王建、刘猛、李馀等人讨生活的原因所在。所以,发生于中唐的这场“新乐府运动”,是并没有对当时的旧题乐府形成冲击之势的,对此,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约4500首旧题乐府唐人约占其半的实况[3],又可为之佐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虽然都是“新乐府诗派”的重要人物,但其却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旧题乐府。以白居易为例,其集中即有《悲歌行》、《王昭君》、《反白头吟》、《生别离》、《长安道》、《长相思》、《昭君怨》、《浩歌行》、《怨诗》、《短歌行》等旧题乐府,而《乐府诗集》所收元稹的旧题乐府,则有《出门行》、《冬白纻歌》、《估客乐》、《决绝词》、《芳树》、《侠客行》、《将进酒》、《董逃行》、《当来日大难》等。既为“新乐府运动”的重要诗人、且新乐府又曾为宋人大加称道的张籍,亦创作了《少年行》、《出塞》、《白纻歌》、《朱鹭》、《江南曲》、《别鹤》、《车遥遥》、《宛转行》等旧题乐府。这一实况的存在,所表明的是新题乐府虽然兴盛于唐代,但唐代却是一个旧题乐府多于新题乐府的文学时代。而自赵宋一代始,这种情况即大有改观,因为这一时期诗人们对新题乐府的创作,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使之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虽然如此,但宋代的新题乐府,却并非是专指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新乐府”,也即那些“病时”、“伤民”与“忧黎元”之作,而是包含着上所述介之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于其内。而此,即是宋代新乐府与唐代“新乐府运动”之“新乐府”的最大不同点。

在上述三类乐府诗中,旧题乐府是元代诗人介入最少的一类,且其旧题还包含着唐人的自创新题,如《桃源行》、《丽人行》、《征妇怨》,以及宫词与竹枝词等,因此,真正的汉魏乐府旧题在元诗中是并不多见的。元代的旧题乐府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却与金、宋二代的旧题乐府一样,都具有以旧题写时事、今事、新事的特点,如袁桷《行路难》二首、宋无《乌夜啼》、《公无渡河》、《战城南》、刘因《白马篇》、《明妃曲》、刘秉忠《远别离》等[9],即皆为其例。不独如此,元代的这类乐府诗还根本无“本事”可言。此外,元诗中还有一些“变格”的旧题乐府,如郭昂《白头行》(“正格”为《白头吟》)等。凡此,均是旧题乐府在元代已发生变化的一种具体反映。

宋代的新题乐府,由北宋而南宋,发展的势头虽然不如中唐元稹、白居易时期那样迅猛,但形势却十分喜人。与唐代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宋代诗人凡创作新题乐府者,集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旧题乐府,即其大都是新题与旧题兼为,并使二者在各自发展的路途中相向而行,如梅尧臣、周紫芝、陆游等诗人之所为,即皆属如此。《四库全书》本《宛陵集》六十卷中,所收旧题乐府有《猛虎行》、《妾薄命》、《苦热行》、《行路难》、《长歌行》、《哀王孙》[4]等,而新题乐府则有《田家语》、《醉翁吟》、《朝天行》、《春鹘谣、《邺中行》、《花娘歌》、《一日曲》等,且二者数量基本相当。再如范成大《范石湖集》,其中既有组诗《腊月村头乐府》等新题乐府,更有以旧题乐府《行路难》为压卷之作者,这种情况在宋人别集中是很少见到的。而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则又是一种情况。《太仓稊米集》共收乐府诗两卷,诗凡120首,其中旧题乐府28首,新题乐府92首,且以即事类乐府与歌行类乐府为主。《太仓稊米集》中新题乐府几倍于旧题乐府的实况,只有陆游等少许诗人可与之媲美。不独如此,周紫芝还编有《古今诗家乐府》三十卷,首次收录了宋代诗人的乐府诗,并对王观、张耒的新乐府大力称道,周紫芝之于新题乐府的创作与批评,仅此即可窥其一斑。而杨万里、陆游、汪元量、方回等诗人,亦是这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以陆游为例,中国书店版《陆游全集》中的八十五卷《剑南诗稿》,共收录乐府诗271首,其中旧题乐府53首,新题乐府218首,后者几倍于前者的实况,表明作为爱国诗人的陆游,对于乐府诗的创作,是既爱旧题乐府,更爱新题乐府的。而53首旧题乐府,亦皆属以旧题写今事、时事、新事者。

新题乐府之于元代,不仅多名篇佳作,而且几乎皆为即事类乐府,此则表明,元代诗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之种种,乃是相当关注的。据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与癸集可知,元代只要是与乐府诗打过交道的诗人,就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即事类乐府,这是前此各个时期之乐府诗人所无以相比的。而还值注意的是,元代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也大都以创作新题乐府为能事,如西域蒙古族诗人马祖常1279—1338)的《缫丝行》、《踏水车行》、《室妇叹》、《息氓传》、《拾麦女歌》等,“本答失蛮氏”诗人萨都刺(约1272—1355)的《鬻女谣》、《征妇怨》、《鼎湖哀》、《江南怨》等,突厥诗人迺贤(1309—1368)的《新堤谣》、《新乡媪》、《枫亭女》等,就都是一些“忧黎元”的优秀之作。这些新题乐府,或对“父老踏车足生茧,日中无饭依车哭”的景况,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关怀(马祖常《踏水车行》);或于执政者的骄奢淫逸,予以极无情谴责与鞭挞;或将“蓬头赤脚”的“新乡媪”与“恨身不作三韩女”的“三韩女”进行比较,以突显“新乡媪”生活的水深火热,等等,皆可与白居易《新乐府》并论。而更有被时人称之为元代《石壕吏》、读之而“使人痛哭流涕”的,如迺贤《枫亭女》即为其例(林唐臣《林登州集》卷九)。凡此,均是诗人们病时伤民思想的最佳体现。

辽、金诗人的乐府诗,主要见于蒋祖怡等《全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元好问《中州集》与《元好问集》。这两个朝代的乐府诗,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新题乐府多于旧题乐府,如辽代现存乐府诗24首,其中只有邢具瞻《出塞》一首为旧题,其余则全为新题,且以歌行类乐府为主。金代最具代表性的乐府诗人,有刘迎、萧贡、雷琯、王郁、李献甫、元好问6人,其中,雷琯的旧题乐府有《商歌》10首(金代诗人唯一无新题乐府者),王郁是旧题乐府多于新题乐府,刘迎等四人则皆属新题乐府多于旧题乐府。元好问现所存乐府诗共61首,除《步虚词》3首、《长安少年行》、《戚夫人》为旧题乐府外,其余56首全为新题乐府,且多属“病时”、“忧黎元”之作,如《南冠行》、《宛丘叹》、《驱猪行》、《续小娘歌》10首等诗,因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与即时性,而多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相对于新题乐府而言,元好问的旧题乐府不仅数量少,而且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也较旧题乐府要逊色许多。辽、金两朝的旧题乐府之所以明显地不如新题乐府,度其原因,应与诗人们长期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大相关联。

所谓“新变古乐府”,是指元代中、晚期之际以杨维桢(1296—1370)、李孝光(1285—1348)为代表的一批“古乐府”,且以杨维桢的乐府诗集《铁崖古乐府》而得名。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为其门人吴复所编定,凡十卷,其中的“古乐府”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为乐府旧题,一为乐府新题。旧题又可分为四端:一为“前乐府”题,如《履霜操》、《别鹤操》等;一为汉魏乐府题,如《梁父吟》、《将进酒》等;一为六朝乐府题,如《乌夜啼》、《采菱曲》等,一为唐人诗题,如杜甫《丽人行》、李贺《花游曲》等。新题虽然全为作者所创制,但又有两种类型:一为与汉魏旧题相似的三字题,如《平原君》、《冯家女》、《三青鸟》、《大人词》、《地震谣》等(也有少许二字题或四字题,兹不例举);一为五字以上的古体诗题,或可称之为杂言题,如《桂水五千里》、《道人一亩宅》、《禽演赠丁道人》、《佛郞国进天马歌》、《奉使歌美答理麻氏也》、《蔡君健五世家庆图诗》等,五字、六字、七字、九字均有。这两类“古乐府”所述写之题材内容,均甚为丰富多彩,如咏史、感时、病民、送别、游览等,乃应有尽有,总之,其所包含者,皆以时事、今事、新事为主,即如咏史一类,也重在鉴今与喻今。如《铁崖逸篇》卷三所收录之《山头鹿》一诗,即为其代表:

与宋、辽、金三代相比,元代的新题乐府则又特点别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为主;其二即本为新题的大批乐府诗,却被诗人们称之为“古乐府”。元代的歌行类乐府,主要以“××歌”、“××行”为主,“××曲”、“××吟”等次之,且在题材内容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含,即如一些“即事名篇”者,也毫不例外。正因此,为元稹、白居易等人所称道的“病时”、“伤民”之作,在元代几乎全为歌行类乐府所替代,且多以“××歌”、“××行”两种形式而为。若追根溯源,范成大《范石湖集》中的《催租行》、《后催租行》、《缫丝行》,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中的《秣陵行》、《魔军行》等诗,即已肇其始。元代诗人正是在此基础上,于不断地艺术实践中,逐渐以歌行类乐府替代了即事类乐府,而此,也是元代即事类乐府甚少、歌行类乐府多与“忧黎元”相关联的原因所在。

山头鹿,距跄跄,目瞠瞠。田租未了压盐租,夫死亭官杓头杖。夫死捉少妻,拷妻折髁不能啼。妻投河,作河妇,狱丁捉白头母[10]。

元代诗人将本为新题乐府的乐府诗称之为“古乐府”者,杨维桢则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杨维桢现存古乐府1227首,以《铁崖古乐府》所收之作最为著名,其所谓“古乐府”者,主要包含着两种情况:一为旧题,如《履霜操》、《别鹤操》、《雉朝飞》、《公无渡河》等;一属新题,如《鸿门会》、《吴沟行》、《平原君》、《春申君》、《盐商行》等。新题与旧题的互为交融,使得一部《铁崖古乐府》成为了时人争相仿效的高标,而“铁崖乐府派”也即因此而产生。《铁崖古乐府》中的一些专写今事、时事、新事的新题“古乐府”,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成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古乐府”。这虽然是一种“杨维桢式”的“古乐府”,实则源自于元稹对刘猛、李馀“乐府古题”之作的唱和,因为元稹在这组“唱和乐府诗”中,“古题”与新题均有,且大都以写今事、时事、新事为主。所以,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问世,既是旧题乐府在元代中、后期演变的一种标志,又是新题乐府变革于这一时期的最充分反映,而或彼或此,所表明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相互渗透与交融。

全诗所述写者为:丈夫因不堪田租与盐租的重负,而死于“亭官杓头杖”,其妻则又因不堪拷逼而投河自尽,于是,狱丁即将其白头老母逮捕入狱,就这样,相依为命的一家三口,均成为了元代租赋的牺牲品。此诗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字字泪,句句血,确可与“开元杜家史”中的“三吏”、“三别”等作并读。

3、两类新乐府的异军突起

而李孝光《五峰集》卷三中的一卷“古乐府骚”,在制题方面则较杨维桢“古乐府”更为特殊,也即其“杂言”的成份更重。李孝光之所以称这一卷乐府诗为“古乐府骚”者,主要是指这卷“古乐府”皆以“楚辞体”之表现方法以为,也即于句中多用“兮”字等虚词,如“神哗哗兮来下”(《书<窈窕图>后》)、“君乘马兮”等。为便于认识,兹全文抄录《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一诗如次:

这里所说的“两类新乐府”,主要指的是竹枝类乐府与宫词类乐府,这两类新题乐府虽然皆源起于有唐一代,但其之繁荣昌盛、蔚为大观者,实则皆在唐代之后。据统计,竹枝词在唐代仅有7人30首,宋代为17人129首,元代则为152人483首,三者共计176人642首。元代的竹枝类乐府的创作,以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酬唱”最具代表性,当时参与酬唱的诗人,乃有“数百人”之多,杨维桢后来则将其编为一集,并直接取名为《西湖竹枝词》,凡收诗184首。而值得注意的是,杨维桢除《西湖竹枝词》9首外,另有《吴下竹枝词》7首、《海乡竹枝词》4首,凡整20首,皆编入其《铁崖古乐府》。本属新题乐府的20首竹枝词,全被编入了《铁崖古乐府》,这便是杨维桢“新古乐府”的真面目。以杨维桢为代表的“西湖竹枝酬唱”,在当时不仅盛况空前,而且直接影响着明初诗人们对竹枝类乐府的创作。明代参与竹枝词创作的诗人,现已知者有307人,竹枝词则为1858首[15],这一数量,几乎是唐、宋、元三朝总数的两倍,明代竹枝类乐府之创作概貌,藉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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