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恩来非常震怒的一次特大外交丑闻真相,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

让周恩来非常震怒的一次特大外交丑闻真相,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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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大使是国家的代表,一举一动体现政府的形象和意图。如果有与政府既定主张不相符的言行,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
  
  周伯萍1972年底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春赴任,不久,便发生了他预想之外的“雅典事件”。他回忆: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做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经他提醒,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尽管周伯萍尽力补救,外交部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盛怒:“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请求处分。驻希腊使馆接到外交部通报后,也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周伯萍事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
  
  5月19日,外交部的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就改变了“雅典事件”的定性。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再次批示:“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周伯萍总算有惊无险,过了一关,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以色列长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善意,寻求关系正常化。1992年1月,两国终于正式建交。但这方面的破冰工作,不在上世纪70年代周伯萍的权限之内。
  
  另一位大使耿飚,则为调整某些对外政策,主动作出了努力。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1967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文革”。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耿飚和黄镇刚刚当选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决定他们分别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和法国的大使,表明对中阿、中法关系的格外重视。行前周恩来还专门与耿飚谈了话。
  
  1969年5月16日,耿飚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耿飚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阿方赞扬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对此耿飚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李先念乘了六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耿飚拒绝了。
  
  耿飚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耿飚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联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毛泽东几次突然大幅度提高外援项目金额,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措手不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给以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耿飚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周恩来报请毛泽东同意,让耿飚出任中联部长,结束了大使生涯。
  
  耿飚将军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作为外交官,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敢于直谏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图片 1

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王国建交。12月2日,我被任命为首任大使。1973年3月28日,我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我的希腊大使生涯。

粗心酿成“雅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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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王国建交。12月2日,我被任命为首任大使。1973年3月28日,我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我的希腊大使生涯。

粗心酿成“雅典事件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王国建交。12月2日,我被任命为首任大使。1973年3月28日,我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我的希腊大使生涯。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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