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尝尝和抉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啥放任和平土地改善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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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尝尝和抉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啥放任和平土地改善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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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的土地改革,主要是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地主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农民。鲜为人知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共曾经设想以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中共七大首提以“适当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   
  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怎样实现这一任务?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实行的政策是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战爆发后,中共为了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民众一致抗日,停止执行这一政策,代之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减租减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因此这一政策只能是策略性的、暂时的。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七大,即考虑以新的土地政策来取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毛泽东所说的“适当方法”,显然不是恢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应是与这种政策有所区别的方法。当时,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在战后与国民党合作建国,通过和平的方式参与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中,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与这种方针政策相联系,中共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不考虑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以尽可能减少敌对者,争取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因此,中共七大实际上就已经考虑在抗战胜利后以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了。
  
  《五四指示》重视土地改革的“合法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土地政策发生转变的标志。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史论著都认为在这一指示中,中共的土地政策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现在学术界已公认这是一种误解。那么,误解在什么地方呢?
  
  误解就在于《五四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提出要以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相反,它明确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除了对大汉奸的土地外,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要实现有偿转移。其方式,一是购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二是清算地主对农民的负欠,“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此外,《五四指示》还提出农民可以在地主自愿捐献的基础上获得土地,“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
  
  《五四指示》认为,上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就是中共七大所提出的“适当方法”。这些方法是由群众创造的,而为中央所批准的。这些方法“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这些方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
  
  因此,《五四指示》具有一个为一般党史论著所忽略的重要特点,就是它重视土地改革的“合法性”。虽然在它颁布前后各解放区实际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所谓购买、清算、自愿捐献,大多演变成了变相的无偿没收;虽然中共中央对这种变相的无偿没收,采取了默许乃至实际上支持的态度,但至少在形式上和名义上,中共中央要求土地改革要以有偿的、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不能恢复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五四指示》的这一特点,与中共七大关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都认为土地改革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要与十年内战时期的方式有所区别。《五四指示》制定之时,虽然全面内战的爆发迫在眉睫,但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争取和平民主,即使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进行反击,也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在与国民党的合作没有全面破裂的情况下,公开采取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酝酿   
  《五四指示》没有明确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重视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因此过去的党史论著认为它有不彻底性。
  
  在这一指示颁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怎样制订一个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偿转移地主土地的方案,以统一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它在形式和名义上更具有“合法性”。
  
  中共中央的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避免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批评,在政治上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五四指示》颁布前后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他们是啧有烦言的。由于当时的土地改革,形式上是以“清算”“购买”或地主无偿捐献的方式进行,但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变相没收,因此他们批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过火。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中,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能够左右国内舆论,对政局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意见十分重视。1946年5月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来信者并非敌对我党分子,而是“多与我方原有好感”。周恩来认为对这种批评要给予重视,并建议“可否在苏北斗争方式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
  
  对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给予了认真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在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民;对于土地已经在土改中被没收和分配的地主,给他们补发公债。6月2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把这一设想通知了他们,并要他们向中间派透露。电报说:“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唯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
  
  中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与中国民主同盟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国家……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定程序征购之,而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中国民主同盟的上述主张,其核心是国家有偿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他们所主张的土地改革,其性质是和平的、有偿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出现在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提出之后,因而很有可能从他们的主张中得到了启示和借鉴。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具体方案   
  中共对于有偿征购地主土地,提出过一整套具体的方案。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通告他们中共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并就这种政策的主要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就是中共中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其具体方案为:
  
  一、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以法令征购之。
  
  二、地主可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免于征购。其保留数额,根据各地土地的多寡,由各地政府规定之。其标准大致为:地主每人所保留的土地可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
  
  三、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及积极协助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其保留土地数额可多于一般地主一倍左右。
  
  四、征购地主土地每户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过定额以上之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之价格征购之。
  
  五、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由获得土地的农民付出一部分,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农民应付之地价,分十年付清,特别贫苦之农民可分为二十年付清。
  
  六、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上述方案,最基本的精神是两个方面:一是有代价地征购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土地改革显得合理合法;二是在土改过程中适当照顾地主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中共中央认为,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既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又能给地主以较多的利益,可以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更加顺利,同时还可缓和地主的敌对态度,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人士的支持或者不反对,从而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提出上述方案后,一方面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见,一方面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要求他们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有关人士说明这种土地政策的主要精神,并表示“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共同研究这一有关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欢迎他们提供意见,必要时可以与他们开座谈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反应和评价。
  
  陕甘宁边区的试点   
  中共中央提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主要是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即在满足解放区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能够得到全国各阶层民众,特别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派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此外,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争取和平民主的机会尚存,中共中央还设想如果能够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够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从而在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解决全国的土地问题。
  
  因此,能不能满足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会不会影响和妨碍解放区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是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的关键。但是,当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向各解放区征求意见时,大多数解放区反应并不积极,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公布,有些地区则认为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必要。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并没有迅速将这种设想形成为正式的政策,而只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地方进行了试点。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能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试点,和这一地区的地主在抗战时期与中共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分不开。抗战时期,这一地区的开明士绅李鼎铭等人与中共的良好合作,众所周知。延安地主张永泰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亲密交往,在当时亦被传为佳话。1946年中秋节,张永泰带着孙子,担着两筐葡萄和桃子拜访毛泽东,受到热情接待;后来,他带着自酿的葡萄酒给朱德祝贺六十寿诞,又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被留下吃饭看戏。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共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这成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试点的重要推动因素。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2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总则规定:“在未经土地改革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应留数量之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之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对于征购土地的分配方法,条例规定按征购原价的半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购。地价分十年付清,家境贫苦无力缴付者,经批准可予以免付。此外,对于地价的评定、地价超额递减的计算方法,以及土地公债的来源、还本付息的办法,条例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就为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统一的指导。
  
  《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公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组织了三个工作团分赴绥德、庆阳、米脂进行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对于试点的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大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194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陕甘宁征购土地法——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的报道,对于绥德的试点给予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已在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1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陕甘宁庆阳县王家村取得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报道,对于庆阳县的试点也给予了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已在庆阳县高迎区王家村试验中获得成功。”王家村是一个乡,一共征购了1900余亩地主土地,每亩地价为该地一年至一年半之收获量。在此之前,该乡尚有无地或少地农民457人,通过征购地主土地,这些农民每人得地五六亩,“该乡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已为农民所有”。地主也每人保留了至少九亩土地。其结果,“确实达到了发动广大群众,使所有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不损害富农、中农基本利益与照顾了地主,加强了群众组织与健全了村乡政权”。
  
  总的来看,陕甘宁边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肯定。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中指出:
  
  “最近在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陕甘宁边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试点的成功,使中共中央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但当中共中央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再次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见,并准备将它在各解放区推广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设想的放弃
  
  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当局分别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了《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紧接着,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又集结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占领了延安。
  
  随着和谈希望的最后破灭,中共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解放区的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共彻底否定和放弃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而代之以激烈的、彻底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7年5月1日,刘少奇在转发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对该区通过清算斗争,把地主土地财产全部搞出来,直接、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
  
  那么,哪些办法是错误的呢?批语指出:“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由领导上规定要留给这些地主多于中农一两倍土地的规定是错误的。”这实际上否定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
  
  刘少奇的批语是一个标志,它表明中共至此完全放弃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而转向以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中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和尝试,与当时中共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和平民主建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由于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发动全面内战,中国没有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因而有偿征购地主土地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实施,只成为了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原标题:战后中共的尝试和选择:“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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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要

上文说到,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基于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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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既然主要还是一种针对各地农民要求土地运动的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当的约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比刘少奇等人要激烈一些。比如,他在5月4日的讨论中,就基于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明确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强调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23]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而对于刘少奇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24]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5]

而为了从理论的高度说明中共中央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还于5月8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作为对“五四指示”的补充说明文件。内中说明:第一,“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第二,“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据此,“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要反对“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要反对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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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指示中不难了解,“五四指示”尽管政策温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却很大。其在给冀热辽分局的电报中就宣称:“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到了5月19日,鉴于东北争夺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已明显地具有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治意图,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7]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可以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不分汉奸与否,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前此占领的大片地区。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毛泽东在5月底开始在山东地区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28]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中共中央对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来动员农民的问题,却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首先,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一方面坚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马上开战,故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9]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一方面,从战争需要和新区巩固的重要性出发,毛泽东再三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30]但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31]感到不尽妥当。鉴于许多地方这时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和中间派人士开始发出明显的怨言,经反复斟酌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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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多数人怀疑,战争将起,各地有无可能拿出许多钱来贷给农民,而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后,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体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下发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除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33]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极为温和的土改方案,无疑是与军事形势紧张,因而重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变化有关的。中共中央这时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去电,要求他们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解释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则准备“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34]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也再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和各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35]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36]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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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征购的设想,也是与中共中央对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统战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的。因为边区有一半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已鲜有所谓地主和旧富农了,另一半地区抗战期间通过减租减息,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也已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边区未被日军占领过,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条件,相反农村富裕阶层中相当多开明士绅和被统战人士,以及抗属、烈属和干属等,简单地指望通过减租清算运动来平均土地,肯定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波动。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种影响难免会对中共自身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但问题在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相差甚远。不仅各个根据地都是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战过程中也多经历过与日军反复拉锯的过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为各根据地用来向地主斗争的最主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政治方式了。对此,中共中央虽然也并非不了解,因而它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见。它为此特别询问各中央局: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资料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等等。[38]但是,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39]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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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这一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40]

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41]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42]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
[43]

对此,党内一些领导人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字也不必要。”[44]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45]

1947年1月,陕甘宁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仅在初步完成征购的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土地2.6万亩。以米脂县桃镇区8乡为例,此次征购前地主人平均占有土地12.1垧,征购后减少为4.4垧;富农征购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垧,征购后仅占4.3垧。同样的情况,葭县倍甘区一、五两乡经此次征购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贫农的土地已接近于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数。[46]

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47]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和平赎买政策,中共中央不仅支持,而且为其成功而一度颇感鼓舞。在已经宣布暂缓发表征购土地办法三个月后,刘少奇在1947年1月10日又再度致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48]

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调查的结果,刘并且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过去大家担心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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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50]华东局规定:“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51]包括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也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52]

由上不难看出,通常为许多研究者所怀疑的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作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幌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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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和平土改可能性的一点讨论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还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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