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何时发现大跃进造成农民大量死亡,56年广西平乐因统购统销征粮过头饿死人

毛泽东何时发现大跃进造成农民大量死亡,56年广西平乐因统购统销征粮过头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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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


时间:2012-12-29 16:33:32 来源:不详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
  
  对于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失职领导的党内处分,直至1957年6月才作出。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批评1956年广西饿死人事件的人士被波及。
  
  与新一轮整肃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
  
  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
  
  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
  
  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张火生儿子是怎么死的?   
  “二塘乡张火生的儿子是怎样死亡的”,这是平乐县档案馆内一份档案的标题。它的内容很简单:“张火生儿子,男性,今年才满两岁,他家是贫农成分。据目前了解上报,其儿子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去年该社减产,张火生是老社员,因他老婆平时很懒,不出工,在社里分得的口粮在十二月就吃完了,家里没有米,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后因家中没有粮食,其夫外出找杂粮,留出娃仔在家,到3月12日饿死在家中。”
  
  主文后面,附了一句话:“区委意见,该人是断米饿死的。”
  
  这份情况说明,将孩子饿死的原因归咎于三点:1955年减产“他老婆平时很懒”和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
  
  查1990年平乐县档案馆编的《平乐县自然灾害史》,并没有1955年的记录,由此可知当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并不严重。那这一年的减产是怎么回事?
  
  据1992年编辑的《平乐县民政志》,1955年,存在旱、虫灾,但粮食仅减产9.12%,而县委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达到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把农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饼等列计入主粮总产,向广西省委假报增产21.06%。同时按粮食三定任务向农民征购粮食,把主粮购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严重缺粮灾荒。加上1956年春连续干旱4个月,接着夏涝秋旱。当时,县委领导对灾荒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全面地掌握灾情,发放救济款不及时,因而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饿死人、拍卖家具、买粮,逃荒湖南,患缺乏营养性水肿等严重现象。”
  
  由此可知,饿死人主要并非因为减产,而是县委领导的虚报产量和过头征购粮食。在1955年12月,已经有农民家里没了粮食,年关将近时,因饥饿普遍,政府名义上还特地进行粮食“供应”,但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受惠———这和张火生老婆“很懒”没有太大关联。
  
  “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征收粮食最厉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农民什么都没有了。那时交完公粮,还要卖余粮,村干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余粮了。只有红薯、南瓜和芋头可吃,1955年冬天就有人跑湖南逃荒了,1956年达到高潮。”大源村村民李明章对南都记者说。
  
  “灾情缓和”了吗?   
  1955年冬天,二塘区二塘乡有一户农民卖掉了自己的儿女,1956年4月,又有一户农民也这么做了。在牛角乡,1956年的2月和3月同样有两人被亲人贩卖,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妻子。
  
  这两个乡的情况在二塘区并不严重,截至1956年6月,茶林乡有5名人妻与孩子被卖掉(其中1956年元月卖掉4人,2、3月分别卖掉3人),而大源乡则有11个孩子被父母出售(其中1956年2月1人,3、4月各3人,5月4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二塘区共有44人被卖(其中38名孩子,6名人妻),卖人的最高峰是在1956年3、4月份,分别为11人和12人(见平乐档案馆藏《平乐县二塘区56年因灾出卖妻子儿女统计表》)。因饥馑而贩卖亲人的事实,在平乐县地方志中属于禁忌,未被记录。
  
  “二塘区的饥荒是最严重的。”1955年起出任平乐专区供销社经理的叶柏松对南都记者说,仅二塘区就有数千人逃荒去了湖南,湖南一个女性县委书记层层上报,最后上面派人下来进行了调查。
  
  广西省委对平乐专区大规模逃荒、贩卖妻儿和饿死人现象的重视,可能即源于湖南省的上报。1956年4月13日,广西省委检查组到达平乐专区,“听取了地委和有关部门对该区春荒情况的介绍,并在地委的指导和协助下,到平乐、荔浦两县做了重点了解。”
  
  1956年5月25日,广西省委批转了省委检查组对“春荒”情况的报告。广西省委称,“这些地区的春荒之所以严重地发展起来,则由于平乐地委和有关县委在粮食统销和救灾工作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表现为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查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适当地反对下面的‘右倾’,不够关心群众生活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对下边真实情况的了解,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及时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
  
  广西省委称,平乐地委对此事件已经做了检讨,并且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省委特责成平乐地委对平乐县此次严重失职有关的干部作适当处理,并将处理决定在党内公布。
  
  不过,所谓“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是平乐地委和广西省委的虚应之词。这份报告刚刚下发到各平乐专区各市县,更大规模的饥荒就来临了。
  
  “6月份,也就是农历四五月份,是最高潮的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都吃完了,而谷子要农历六月份才打下来,这时逃荒的人最多,全家跑出去的都有。”大源村的李明章说。
  
  按照平乐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外出湖南省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因灾引起夫妻离散的22户。因灾妇女早婚的8人。因灾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平乐档案馆馆藏《平乐县1956年上半年救灾工作总结》)
  
  一边厢党内处分,一边厢反右
  
  广西省委要求平乐地委对失职干部所做的“适当处理”,迟迟没有下文。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人民日报》开始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整风开始。
  
  在平乐县,很多人针对统购统销和饿死人现象提出批评。包括富农出身的教师叶中立,他在整风时期表示:“粮食统购统销搞得一团糟,党自实行这一政策后,不知饿死了几多人,就拿我家里来讲,个个被饿得面黄肌瘦,我哥就是因这样而被饿死的。”(平乐档案馆馆藏,1958年8月24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广西饿死人事件,也在中央引起讨论。“桂系广西军阀黄绍竑,当时是民主党派(民革中央常委),听说他反映了很多情况,对广西饿死人批评最为强烈。”生于1933年的平乐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廖干对南都记者说。
  
  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的党内处分,是在1957年6月作出的。6月1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直至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萧一舟被撤销了党内职务。
  
  《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均刊发了消息。平乐教师叶中立看到广西日报的新闻后,“愤恨的说:‘他妈的,真该枪毙几个,这样处分根本太(轻)了。’”(《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在平乐县,批评1956年饿死人的各界人士,均被波及。在一场遍及全县的大辩论中,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度得到肯定。
  
  1958年,叶中立被定性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对饿死人的批评被指为“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他的另一个主要右派言行是,“污蔑”肃反时检举他的同志,公开在宿舍说:他们根本是含有血债的人。1957年6月18日,广西日报报道了中央对饿死人事件的处分决定时,还在头版刊发新华社题为《黄绍竑为他颠倒是非的言论作辩护,陈其瑗指出他一贯夸大运动的错误》的报道,不过,报道中并未提及黄绍竑此前对广西饿死人事件的批评。很快,黄绍竑也被打为右派。
  
  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与之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1956年,虽然逃荒,但还没听说我村有饿死人,但到1960年,饿死的可就多了。”李明章说。
  
  历史以更惨痛的方式在平乐重演。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

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www.lSQn.CN”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简报在行文中对缺粮、断粮强调不多,它更多使用的“闹粮”一词,并且把缺粮、断粮与“闹粮”相提并论。因为把缺粮、断粮与“闹粮”混为一谈,结果,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存在着严重渎职的现象,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如简报中明确讲,甘肃全省21个县断粮,严重的如徽县,人们把鸡、狗、猫都吃光了,多数人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该县有2031人患了浮肿病,其中一个合作社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发病人数的15%,4户人家死绝,全县因饥饿已死亡近800人。简报称,该县并非没有粮食可用来救急。县委因为不相信下面缺粮,把2000万斤销售粮和存粮“全部扣在县上不下发,这些粮食可供应两个半月”。正是由于把徽县县委的此种严重渎职行为视为判断错误,简报不仅没有要求惩处该县县委,而且还特别表扬了甘肃省委,说甘肃提出的“‘全党动员,苦战三昼夜’,尽速解决问题”,是一种极好的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种看法也不能不提到。即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多半认为,这主要还是全国范围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如谭震林在回复毛泽东5月24日询问山东农民缺粮情况的一个批示时就这样写道:

“山东省每人(年)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籽200斤,余粮100斤。”

这里的口粮斤数指的是原粮斤数,变为成品粮只及此斤数的75%。也就是说,360斤原粮等于270斤成品粮,平均到全年365天,山东农民当时最多每天只能吃到7两左右的粮食。如果是200斤原粮,则每天平均也就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粮食。如此少的口粮,如何能不发生春荒夏荒,以至于饥荒呢?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主管粮食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却相信“一般说是够吃的”。这看来也是几年来春荒夏荒持续不断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中央在上述简报中一方面委婉地批评了甘肃省徽县县委的作法,一方面却并不要求甘肃省委“严肃处理”,还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问题上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是当时国内各省农业大跃进的重要旗手。而能否实现大跃进,在1958年是衡量一个干部好赖的最主要的标准。何况,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刚刚从革命战争年代里过来的。在他们的眼里,搞建设和打仗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大跃进其实也就是照战争打仗的思维设计和推动起来的。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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