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山同寿,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

与大山同寿,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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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山同寿


时间:2007-3-10 10:50:34 来源:不详

  因为顾颉刚编纂的《妙峰山》,尤其是他本人的长文《妙峰山的香会》,妙峰山在学界早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近百年来,对妙峰山的关注、记述、阐释也成为学界持之以恒的事情。研究著述,即使不能说汗牛充栋,也蔚为大观。

刘锡诚

清代北京城内外寺庙宫观林立,共有千处之多。在统治者的积极倡举和民间汉人风习的涵濡下,世代居住北京内城的数十万旗人多笃信佛、道二教,并在日常生活中与寺观形成密切的关系。寺观既是旗人宗教活动中心,也是他们慷慨捐资、施舍田地的对象,旗人为了实施善举,还参与或组织了形形色色的香会。

  虽然在1925年顾颉刚等人调查之前,已经有金勋的《妙峰山志》等不露声色的记述,但顾颉刚一行的考察、书写使妙峰山成为智识界的一个话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引起受五四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思考。在顾颉刚调查、书写妙峰山的20世纪20年代,其基本语境是与启蒙、图强相伴相生的反迷信语境。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考察团队,顾颉刚一行五人亲临妙峰山庙会现场,试图发现这一迷信事象背后的正向价值。这也就是在抄录了百余张会报子后,顾颉刚总结出的也被后人反复征引的观点:从妙峰山的香会可以看出国家的雏形来,即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与风范。

北京西郊80公里处,有山名妙峰山,以香会闻名。香会者,亦即当今所称之庙会。每年阴历春四月十五,香会(庙会)鼎盛,来自北京城里、天津和华北地区的香客们,长途跋涉,蜿蜒盘旋,来此山焚香朝拜,许愿积德。妙峰山有天津人的女神王三奶奶专殿,故从天津来的香客尤众。届时各地的花会也聚集此山,表演节目,比赛技艺,发泄一年中积蓄的剩余精力。北京旧有“五顶”之说,妙峰山称金顶。皆因山顶建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香火最盛,神威最大。

香会,作为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组织,有着悠久历史
[1],更为重要的,还是它在民间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清代北京,每届寺观举行节庆活动,各处信士弟子朝顶进香之际,多有香会活跃其间。

  因为顾颉刚本人在学术界的身份地位和他因拓荒而有的垂范性,与之同时代的其他人关于妙峰山的写作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当中包括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魏建功等人于1929年再次有序地对妙峰山的调查和书写。前者的翔实让顾颉刚汗颜。在力促其出版而写的序中,顾颉刚由衷地赞许道:把我们出版的《妙峰山》和它一比,显见得我们的质料太单薄了。我惊奇世上竟有这样一本正式研究妙峰山的著作;我又欣喜世上竟有这样一个注意民众信仰问题的学者!然而,《妙峰山琐记》始终笼罩在顾颉刚于1925年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和随后结集出版的《妙峰山》一书的阴影之下,少有人查阅参考。魏建功等人1929年对妙峰山的调查和书写是在顾颉刚直接呼召、号令下展开的。客观而言,魏建功等人的调查书写将顾颉刚一行于四年前的调查推进了一大步。遗憾的是,这些调查成果仅仅是作为《民俗》第6970期合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1929年)的形式刊行的,并未以专书的形式出版,流传范围同样相当有限。

妙峰山的香会,自明代以来,四百年间香火不断。清以降,屡兴屡废。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4月30日(阴历四月初八)至5月2日(阴历四月初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希白)、容肇祖(元胎)、庄严(尚严)一行五人,徒步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三天的调查。参加调查的人每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孙伏园任主笔的《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京报副刊》自5月到8月间出版了六期“妙峰山进香专号”。三年后,顾颉刚南下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教职,将调查报告结集为一书,以《妙峰山》为题,纳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出版。这次调查不仅开启了中国人文科学田野调查的先河,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因此,这一年的香会,也就在妙峰山香会的历史上独领风骚。其后,在30年代的后五年中,先后又有李景汉、魏建功、白涤洲、罗香林、周振鹤、徐炳旭、朱自清、容媛等学者、作家登临并考察过妙峰山的香会,妙峰山不再仅仅是北京的宗教中心,也变成了一座文化名山。

关于北京香会,前人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和开拓性研究。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等五人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相关成果陆续在《京报副刊》登出,题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其中包括顾颉刚撰写的调查报告《妙峰山的香会》,以后结集为《妙峰山》一书,1928年出版。在此前后,满族学者奉宽撰有《妙峰山琐记》,金勋撰有《妙峰山志》,后两部着作虽不及顾颉刚之作闻名,却与之共同构成研究北京地区香会的起点。近年来,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一书和赵世瑜的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延续。[2]

  整体而言,在反迷信的大语境中,有开创之功的顾颉刚等老一辈学者因惊叹民众的执着,直面事实,展开了对妙峰山尽可能全面而翔实的记录,力图将生活本相说清楚,少有固守象牙塔而强调理论的知识的生产以及理论的借用、套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隔七十余年之后,在20世纪晚期,当中国学界再次将目光投向妙峰山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说清楚事象,而是要进行学术建构。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吴效群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语境中,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审视、细读妙峰山。其专著《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是继顾颉刚编著的《妙峰山》之后,又一本关于妙峰山研究征引度颇高的著作。借助他捕捉到的历时性经验事实的建构,吴效群所描画、阐释的妙峰山是民间社会有意营造的紫禁城亦自成一家之言。

上世纪20年代以散文活跃于文坛的钟敬文,同时也为民间的歌谣故事所吸引,加入了民俗学的研究队伍。但作为民俗学者的他,当时身在南方,没有没有机会参与顾颉刚等五学者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并因此而引为憾事。在香会期内登一次妙峰山,一睹北方首屈一指的庙会的盛况,也就成了钟先生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事情。

本文并非对清代北京香会的全景式考察,而只关注其中与旗人息息相关的部分,首先是香会的名目,其次是香会的组织,希望以此为楔入点,了解旗人参与香会活动的情况及其与民人的关系。鉴于有关记载很少见于官私史籍,本研究是以现存寺观碑石拓片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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