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文化,从社会史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

名人与文化,从社会史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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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與文化

  關於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社會史研究進展,已有很多專著和文章進行描述,類似的學術綜述即便在日本出版的亦複不少。因此,本文不擬對中國大陸所有自稱社會史研究的成果進行全面梳理,僅對區域社會史研究中被稱之為歷史人類學的取向略做討論,梳理其所繼承的學術傳統和發展脈絡,介紹其具體研究成果,討論其理念和方法及未來走向。

亦是旧文

刘锡诚

一、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的學術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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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景川同志是侗族青年作家,在黔東南州政協文史委任職,文學創作之外,又致力於開掘和弘揚黔東南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多有建樹。《偉人名家與黔東南》(作家出版社)一書,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黔東南的歷史文化及其悠久性和多樣性,引起了我的注意,很想先睹為快,對黔東南的歷史和文化增廣了不少知識和見解,同時,也對陸景川對家鄉故土和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由於當今中國,一些人類學者也使用歷史人類學的概念進行研究,他們的學術淵源,與使用這一概念的歷史學者不盡相同,因此在這裡不做討論。

何兆武

  發掘和發揚與當地有某種關系的偉人名家,是弘揚地域文化和文化傳統、培育民族文化精神的一個新的視角和理念。一代名人,往往是一個時代、一個地區或一種文化的傑出代表,各地區或各城市無不以他們的名字和事跡為驕傲。在我國,這種視角和理念正在被廣泛地接受和采納。各地把出生於本地的或留跡於本地的名人名家與本地區或本城市的關系和糾葛,及其對本地域文化的貢獻和影響,看作是本地區或本城市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他們崇敬有加,不僅在地方的博物館或名人祠裡列名陳列,告訴所有的參觀者和後來者他們的業績及其對本地文化的貢獻,有的甚至還有種種的儀式和措施加以禮敬。古代的,如曲阜對孔子、鄒城對孟子、淄博對荀子、巴蜀或灌縣對李冰;現代的,如香山對孫中山、樂亭對李大釗、績溪對胡適、樂山對郭沫若、蘇州對顧頡剛和葉聖陶、番禺對冼星海、桐鄉對茅盾、貴州對王陽明……莫不如是。社會時代造就了偉人名家,偉人名家又反過來成為地域文化的傑出代表和世代崇敬的楷模。這正應了馬克思所說的一句話:『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放棄『打倒一切』、『橫掃一切』的理念,樹立尊重前賢、繼承傳統的理念,對於我們而言,無疑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明進步的開始,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儘管在中國的社會史研究中,使用歷史人類學這個概念大體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後才開始的,而且這個概念來自西方,但其具體實踐卻因為從事者的學科背景和知識傳統而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發展道路直接相關。即,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史研究者中,為什麼是這一部分人、而非另一部分人率先提出了這樣的概念,這是與這些學者的學術源流、師承關係以及國際合作夥伴有直接聯繫的。

這是一本很久前聽阿蕾說起過就一直想讀的書。15年7月20日買的書,一口氣讀完。在此之前,我剛剛看完了Pirsig的《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原本是兩本毫不相關的書,後者卻以更平實、充滿童趣的語言讓我更好的理解了前者的一些觀念(見下文用下劃線標註處)。一邊讀一邊感動,感動于那一代人的情結、氣節,感動于那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自由、民主、科學的追求對於幸福的希冀和信仰。

国际太阳娱乐网站2138,  放眼世界,縱觀歷史,這樣的傳統具有普適性,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歐洲,意大利是一個典型的國家。在意大利,『各個城市都以擁有他們自己的和外國的名人的骨骸為光榮;最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四世紀,遠在聖十字教堂建築之前,佛羅倫薩人就何等鄭重其事地使他們的教堂變成一個偉人祠。佛羅倫薩為阿克索、但丁、佩脫拉克、薄伽丘和法學家紮諾比·德拉·司特拉達修築了壯麗的墳墓。……但丁,盡管薄伽丘極其嚴厲地敦促佛羅倫薩人提出歸還遺骨的請求,但他仍然在拉文納安靜地長眠在聖芳濟教堂旁。他被葬在「古代帝王陵墓和聖者墓穴之間,啊!家鄉!和您所能提供給他的更光榮的伴侶為伍了。」』(〔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139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4月第7次印刷)同樣的道理,卓爾不群的社會革命家、作家、音樂家,是社會時代和地域文化創造出來的,他們一旦被創造出來,又無不成為養育過他或為他提供過生存和創作條件的地方的先賢和偉人,受到世代的尊崇,成為他們的驕傲。奧地利的薩爾斯堡人以莫紮特、維也納人以舒伯特、德國的波恩人以貝多芬、俄羅斯的斯摩凌斯克人以格林卡感到無限驕傲。

  首先是1918年以來中國的民俗學傳統。

關於幸福

印象尤其深刻的何兆武先生與好友王浩的一次關於“幸福”的討論:

他幾次談到,幸福不應該是Pleasure,而應該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質的享受,而幸福歸根到底還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識上的一種狀態。我說,幸福應該是blessedness(賜福)……幸福是聖潔的,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dunchleiden,
freude(通過苦惱的歡欣)”,而不是簡單的信仰。

何先生認為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又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希望。”

那一代知識分子讓人動容的正是這樣一種天下興亡為己任,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責任感和愛國情懷。而我們現今,迷失在物質生活的泥潭之中,畢生追尋的也不過是小我的利益。這種對於未來的希望,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又或者沒所謂好壞?我所擔心的是,因為過於相信好的永遠在未來,而忽視了最為重要的當下。或許,對於積衰積弱的時代,對於生活貧苦望不到盡頭的人而言,這種希望是一劑良藥,讓人有活下去的理由,熬過最艱難的歲月。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向西方“現代性”看齊的方式,反過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的訴求,追尋民族和國家自立和富強的願景,在“世界主義”的外衣下凸顯著一種曾經被稱作是“民族主義”的感情。即以世界主義的面目成就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目標接受世界主義。

張奚若先生對解放後的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未來”的評價可謂是字字入扣、針針見血。否定過去:“一個人、一個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視自己的缺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氣,才能真正進步,否則陡然助長虛驕之氣,是沒有好處的。”想到新文化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極力與過去與的傳統撇清關係,以更好的迎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無可否認,這有當時的時代所需。魯迅先生奉行“拿來主義”以對西方的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未能很好的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某種程度上來說,導致了普通大陸人在此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疏離。未經歷這些的香港、台灣反而成為倖存者。

中國現在強調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卻認為像何先生所說的“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恆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來抹殺普遍的價值。中國有沒有特色?有特色,但是這特色你不必強調”。(跑一下題,這句話讓我想到《道德經》里的“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也讓我想到Pirsig之所謂“良質”,他說“如果你強調某一樣東西具有良質,那麼良質恒可能就消失不見了——良質不是刻意強調的,而是你從眼角瞄到的事物。”)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偉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陸景川所做的,正是遵循著『尊重前賢,繼承傳統』的文化理念,為黔東南的社會史和文化史做新的梳理和積累。我為他的膽識和所取得的成績感到高興。如果他所奉行的理念和所做的工作,能夠促進在黔東南以至其他地方蔚成風氣,把堪稱偉人名家的偉人名家請進博物館,作為激勵我們和後代的楷模和榜樣,那將不失是一樁幸事!

  關於中國民俗學運動的早期發展,趙世瑜已有專書詳論。中國現代民俗學的起源,始自1918年的北大歌謠運動。當時,主要是由文學家和語言文字學者劉半農、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發動,隨後,歷史學者顧頡剛也加入其中。特別是他自1919年初次到過京西的妙峰山後,又於1925年組織調查了妙峰山進香的習俗,並由北大風俗調查會出版了《妙峰山進香專號》。

關於教養

修養、氣度、風度——不是我們所謂的“逼格”。如果說文明就是人越來越懂得遵照一種規則生活,因為這種規則,人對自我和慾望有所節制,對他人和社會有所尊重。那麼修養,是超越此上的精神和樂趣,使他不落俗套的氣質。何先生說“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邏輯的、理智的,不僅僅是科學的,還有另外一個天地,同樣給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滿足。”(即Pirsig所謂“如果你想要有高水準的表現,就必須具備鑒賞力以及達到目標的方法,也就是同時具有對良質的古典和浪漫的認知”。)

何先生對學人評價的兩種標準,值得參考“一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

发表于《贵州日报》2007年11月26日

  顧頡剛調查妙峰山香會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對現實的民眾信仰實踐的瞭解,對上古時期的社神崇拜有所認識。這不僅是歷史學者較早進行的田野調查,也可以被視為中國歷史人類學實踐的早期淵源。傅彥長後來評價說,顧頡剛不怕辛苦,親自到民間去調查的做法,貢獻還在其《古史辨》之上。

關於認知

我們學生階段所接受的教育是——歷史唯物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這種意識形態、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就我所看是霸道的。排除了其他選擇,告訴你,你只能這麼想,因為這樣是對的,而其他的就是錯誤的。連科學都不是鐵板釘釘的,我們所追尋的也只是向真理的無限接近,價值觀、世界觀等等這種主觀性如此之強的東西,又怎麼能只一不二呢?我想,一直說,中國的學生缺乏創造力,應試教育的弊端也與我們從小到大所受到的這種洗腦有密切的關係。

“方便地假設論”,即我們所有的科學觀念都只是方便地假設,比如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是個“方便地建設”,因為它沒有證明,是個公理,你用這個最方便你就這麼假設。(《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中,“我”提到,彭加列也是如此揭示科學概念的傳統本質——通常被採納者只是更方便的。)所以,雖然我們說科學具有客觀的標準,可是這個客觀的標準離不開主觀,總是我們思想里所肯定的標準,而不是現成給定的什麼東西。就像你帶上有色眼鏡看什麼東西都帶有那種色彩。

以上,擴大來說,世界上沒有什麼金科玉律,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標準,人類進步需要不斷地轉換坐標,假如我們只有一種思想模式的話,人類的思想和科學就不會產生長足的進步。

幼稚也有幼稚的好處,把什麼都絕對化、純粹話總是很危險的。

我非常讚同何先生對所謂“好的體制”的看法——“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因為“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回顧人類歷史上文明鼎盛時期的狀況,無一不是如此,春秋戰國、唐宋、古希臘時期……人的自由,學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

說來奇怪,儒家如此講究中庸,其實孔子也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按今意理解),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里仍有孩童般的善惡兩分的觀念。雖然對於那句話,我早就有所體會,但還是在讀完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后,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何先生的話導出了我的這種心聲:每個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甚至一切人都是可愛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當我們對一切人和事都以寬厚同情的眼光來看待,整個世界便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一個溫情脈脈、處處值得我們憐憫和同情的世界。真實的人生是多元的,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臉譜化。

  07-11-26 08:40  金黔在線-貴州日報

  1927年,顧頡剛輾轉來到中山大學,將民俗學傳統從北京帶到廣州。他在這裡創建了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辦了《民俗週刊》等刊物,搜集民俗文物,舉辦民俗學傳習班,編輯出版了多種民俗學書籍。這些方式也一直為今天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團隊所繼承。正是在《民俗》週刊的《發刊詞》中,顧頡剛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認識民眾!我們要探檢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的社會!我們自己就是民眾,應該各各體驗自己的生活!我們要把幾千年埋沒着的民眾藝術、民眾信仰、民眾習慣,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我們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眾的歷史!

關於歷史

“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歷史的兩個特點:一,所有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而不是失敗者寫的;二,歷史都是高壓的上層階級而不是真正下層群眾所寫的。基於這兩個特點,有助於我們更貼切的去讀“歷史”背後的真歷史。

亞里士多德曾說,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古人雲“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期間,在學校內外帶動起一批熱衷於民俗學或民間文化研究的愛好者。如業餘從事民俗學研究的張清水認為:我住在鄉間,時與農夫俗子、牧牛婢女接觸,所得的成績,自然會比在城裡或都市居住的人們的好。他們說到民間去,仍是伏在案上寫些尚模糊腦際的材料,又安貴重之可言?另一位廣東人鐘敬文在1926年來到廣州,後協助顧頡剛編輯《民俗週刊》,在此期間發表過《汕尾新港蛋民調查》、《惠陽佘仔山苗民的調查》等文章。在抗戰期間,他又曾在中山大學短期任教,他與同鄉、人類學者楊成志等一起,共同構成了顧頡剛開啟的中山大學民俗學傳統的源頭。

關於學習&讀書

何先生說想要做出成績要有天賦、環境和個人的努力。而我們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有一種“落後的農民意識”,老是想著拼命,強調“吃大苦,耐大勞”。

王浩先生有一次談到哲學家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識上的懷疑主義),否則無以成起深;二是spiritual
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則無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信條,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圖書館是為傳播知識設立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建多少高樓,收藏多少圖書,而應當是怎麼才能讓這些書流通,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一點其實與Pirsig關於大學的看法如出一轍。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形式大於實質。)

“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這一句話完爆所謂的讀書無用論。為什麼一定要“有什麼用”呢?為什麼一定要“有什麼意義”呢?人生本來就是荒謬的。如果硬要扯上最終目的,人一生下來最終的目的就是死亡。我們現今很大的一個問題不就是太功利了么?急著趕路,急著向前,急著為了什麼。我自己對於人生意義的界定與Pirsig一致,即攀爬人生的高山,然而這種攀爬我以為對應於孔子的為己之學(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不在於裝飾自己給別人看,而在於修養自己,在於爬山過程中的熱忱、榮光(throughglory)而達到內心的寧靜(peace
ofmind)。

《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的好友霍拉旭說:這個廣大的世界有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象得到的。人類世世代代,想要探尋和了解這個世界,卻從來沒有真正做到。上面的這句話也適用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然而這個世界正因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無所追求,那就太沒意思了。

  就這一傳統與今日中國歷史人類學的淵源關係而言,我們不得不佩服文學家周作人的眼界。他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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